长江商报消息 ◇ 王聃(长沙 媒体人)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宣传部部长职务。(8月17日《京华时报》)
我们很难说王勇平离任与他此前的“发言失误”无关,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一些网友对他由愤怒到同情的心理转变——同情者也包括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他在博客上反问:今日王勇平,明日谁?今日铁道部,明日谁?在我看来,这其实更揭示了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
新闻发布会制度已有150年历史,而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2003年正式开始确立,显得年轻。但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呈现出了迅捷的发展态势。数年来,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确立,各级党委发言人也即将全面出现。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一种发展中的“阵痛”,则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被部分扭曲:由于缺乏到位的法规意义上的刚性要求,在许多时候,新闻发言人甚至只是宣读通稿而已。
在这样并不少见的扭曲下,新闻发言人也开始呈现出种种“怪现状”。《人民日报》就曾将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分为“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等。这样的公众形象显然与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本意相悖,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开放背景。
以上正是王勇平们不得不直面的制度困境与角色空格,也是一些人开始同情起离任的王勇平的重要原由。较之对信息公开需求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王勇平们需要承担愤怒。总之,在我看来,王勇平离职的背影更是一个制度与角色的空格,它等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公开的进步去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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