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更应忌浮躁重“田野”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湖南隆回县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926.6公斤。据了解，实现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一时之间，袁隆平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在近日的央视访谈中，袁隆平回顾了自己的成果，也讲述了科技研究之道，言语诚恳，观点朴实。与媒体众口一词的盛赞相反，他对自己的成绩，评价颇为保守，而且也看不到假意的谦虚。追求科学发现与关心粮食的命运，使得这位耄耋老人在科学的世界之外近乎与世无争。而在另一方面，媒体对袁隆平先生众口一词的盛赞，倒显示出这种科学家的稀缺。在今天，科研的反腐已成为常规话题，袁隆平的科学态度、成就与情怀似乎成为稀缺品，也无疑为科学立下了标杆。

在访谈中，袁隆平也点到了科技腐败的问题，并强调道：“我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第一个条件是你要下田，你怕下田，怕吃苦的，我就不接收你”，“包括科技工作者也有腐败现象，弄虚作假、哄骗人家，欺人欺己，最后没有好下场的。”——当然了，他所谓的“没有好下场”，只是基于他心中标尺所做的论断，因为在他眼中，科技工作者的“好下场”，就是有好的科研成果，有“良法”、“良种”、“良田”乃至有“良人”的收获。

如果稍加阐释的话，袁隆平先生对博士生下田、吃苦的要求，并非简单的励志，而是他认为，科技研究的归宿就在田野。科技研究一旦脱离“地气”，甚或偏离了自己的准心，它自然容易为各种利益俘获，从而有了腐败滋生的空间。

如果说人文社科研究的归宿在社会，那么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的研究，其归宿就在“田野”。我们头顶的星空与脚下的土地，是科学的起源，而脚下的土地，更是科学的用武之地。总之，它的归宿都不仅仅是书本，不仅仅是实验室，更不是种种政治、社会附加的荣誉——这自然不是否定科学应当获取荣誉，而是说，荣誉作为附加物，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科学应尽的尊重，但这些不是科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让科技研究回归于“田野”，回归于“粗糙的大地”上来，它的价值才能最大地体现，其使命才能真正实现。然而，我们的科技研究一度为各种课题、企业经费乃至各种虚幻的头衔等所俘获，它的田野使命也一度丢失，本末已经倒置。

我们虽然也能够看到，愿意襄赞袁隆平先生的地方政府、企业、团体非常之多，他也从不用担心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他的名声已经如日中天的基础上。这一切的资源向他聚拢，有多少是真心愿意向科研回报，又有多少是在袁先生的光环下投机呢？真正的田野研究，需要社会资源予以支持，而不是相反，让科研工作为了吸引资源而投其所好。

科技研究需要扎根田野，这是我们在袁隆平先生的身上受到的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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