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县长晋升 必须回答公众质疑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据媒体近日报道，9月6日，河北馆陶县29岁青年闫宁出任代县长。记者调查发现闫宁3年里曾获4次升迁，12年内转换了10个领导角色。21日晚，当地政府网站挂出闫宁简历，闫宁于1981年12月出生，18岁时出任漳县狄邱乡干部。

围绕闫宁出任代县长一事的争议，表面上看起来，原因主要是出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县长简历是机密的说法，这无疑是犯了众怒，县长是人民公仆，既然想要当选，当然必须对民众交代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把简历说成是机密，难免让人认为提拔有暗箱操作之嫌；第二个方面，18岁应该是大学入学的年龄，可闫宁却表现得与同龄人不一样，直接去做了乡干部，而且当时的时间是1999年，出现这样年轻的干部，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我国的官场对晋升制定了各项严格的标准，从某一级别上升到另一级别，一般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客观上可能给人一种“按资排辈”的感觉。当然，为创造条件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也存在破格提拔的做法，算是对健全选拔机制的必要之举。问题是，破格提拔也要公开透明，还要合情合理，经得起质疑，破格提拔不是徇私舞弊的借口。现在闫宁的简历被挂了出来，是迫于舆论压力，并非等于事前充分履行了开公透明的必要程序，馆陶县还需要积极地回答公众的疑问，给公众可以信服的理由。

就事论事地说，对闫宁出任代县长一事，疑点确实还有不少，但跳出具体的个案，以更宏观的思维来分析的话，个案的疑点丝毫掩盖不了机制的缺陷。

但凡年轻干部迅速升迁，几乎无一例外都要遭到质疑，这当然与具体个案过程中的透明与否有关，但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属于长老统治，所以对年龄的要求显而易见。于是，个体需要拥有权力，年龄当然就有要求，这几乎是无需道明的。

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年轻干部迅速获得升迁的案例，多数发生在县，或者县级市。这实际上也是很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军旗的判断的，他认为在当今的县政中，“政治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也就是在县域政治之内，一个家族有两人或以上从政的现象较为突出。在记者调查闫宁升迁何以如此之快的时候，有知情者透露其近亲中两个厅级干部、三个县级干部。

围绕关于闫宁一事引发的争论，抛开就事论事的浅显之论，其背后所折射的县域治理问题，其实更值得引发人们的深思。基层特权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应该尽早得到疏导与控制，这对于优化与稳固基层政权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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