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国执法”反思公车治理困境

长江商报消息 ◇ 张贵峰（湖北荆门 市民）

10月4日，网友在老挝旅游时意外地发现了一辆牌照是云E84547的吉普车，其车身上喷有“农业执法”字样，网友惊呼“执法者真敬业，国庆节都不休息，还跑到国外执法工作”。云南楚雄州农业局工作人员表示，云E牌照的农业执法车确实是该局的，并称该局已介入调查。（ 10月18日《城市信报》）

“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原本并不是稀罕事，但上述“公车假期跨国执法”事件，似乎在这方面再次创造了一个足以吸引眼球、令人瞠目的“新纪录”。面对这种“新纪录”的公车腐败，人们显然有理由追问，类似这样的公车腐败，没有被曝光的还有多少？

这个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的。如最近中央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共发现违规车辆17.26万辆”。而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公车支出61．69亿元，占“三公”经费的六成以上。而在如此背景下，反过来看“公车假期跨国执法”事件，其实也不足为奇。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车假期跨国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我们“三公消费”尤其是公车治理困境的一个折射——虽然，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进行多年，但实际进展成效却十分有限。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困境，在笔者看来，根本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的公车改革治理措施，往往都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表面形式上（如近年来，每逢国庆这类假日，许多地方均十分热衷的“公车封存”；再如，为公车张贴换发特殊的标识、牌照等），而没有动真格地直抵问题的真正要害。

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没有从制度的源头卡死公车滋生的源头，实现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公众监督。另一方面，对于公车私用滥用的定性、惩处，长期以来也一直停留在“纪律”、“作风”的层次上，而没有严肃地上升到违法、犯罪的高度。“公车私用”的违法成本极低、“用了也白用”，结果必然是“白用谁不用”，“公车假期跨国执法”无疑是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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