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廖保平

今天是10月10日，秋日的阳光象往常一样照在我们身上，散淡而温暖，而时光倒流一百年，这一天空气里充满了炮火硝烟，辛亥先贤在武昌打响了推翻专制皇权的枪声，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大门。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必需经历一次现代化的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专制走向民主，从愚昧走向科学，从人治走向法治，从小农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等级禁锢走向平等自由……此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政治转型，文化转轨，思想转变等一系列深刻命题，都密集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承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对话、对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会有反复、有进退，但总的结果，是传统让位于现代，虽然还存在着传统融入现代，现代汲取内化传统的色彩。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在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力之下的一次次移步转身，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开始的征程，屈辱与学习集为一体，革新与守旧纠结在一起，让转型变得一波三折，显得格外坎坷，格外悲壮。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文明潮流之中，腐朽落没的清王朝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专制主义成了中国前行的巨大阻力，给中国带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觉醒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而呼号奔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晚清七十年时间里，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辛亥革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走了一条由浅及深，由点及面，由物质到制度的探索历程。最开始，部分觉醒的先进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声光化电来走出新路，并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日本，宣告了纯粹物质层面的自救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中国人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危机是一种“制度性危机”，光是进行物质层面的自救是不行的，关键要靠国家的制度改革。为了探索制度上的救亡之路，于是有了戊戌变法，有了清末新政，有了辛亥革命，这三个历史事件看似孤立，其实有一条内在的线索，那就是从制度上进行革新，为中国社会转型扫清障碍，并且三者有内在的逻辑：前路不通，给后者留下机会。

戊戌变法，是旨在进行和平的改革，却因触动统治者的利益而草草终结。经历了庚子磨难的慈禧太后，推行了比康梁更加激进的改革。然而，清政府仍然无法深入改革，立宪不但一再推迟，而且还不断集权，加剧社会离心力，人们求和平改良而不可得，把变革制度的重任交给了革命。辛亥革命清脆的枪声，敲开了坚硬的专制城门，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为历次救亡运动中最彻底的一次。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任务，这喻示着专制主义的顽固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但是将辛亥革命放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演进中看，就不仅仅是赶跑一个皇帝，结束“家天下”那么简单，它呼吁中国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积极回应时代文明的进步要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中国播下了民主思想种子，在坚硬的土地里，种子也有春天的梦想，辛亥革命彪炳史册的价值因此被奠定。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纪念先贤敢为民族开先路的探索精神，纪念他们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纪念他们顺呼时代、应呼民声的责任精神，纪念他们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的执著精神，并将这些精神变成行动，继续推动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大业，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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