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农民不具标本价值

长江商报消息 ◇ 李英锋（河北 公务员）

黑龙江省一“农民”刘贵夫10月7日接受央视采访，自称年收入二三十万，政府白给“好几万”，引发社会质疑。记者调查确认，该“农民”说法属实，称其承包土地较多，因此收入较高。（10月9日新华网）

刘贵夫承包了30多公顷、500亩地种植水稻，每公顷地的投入成本为1.3万元左右，水稻销售毛收入为2.4万元左右，如此，每公顷地即可赚到1.1万元左右，再加上政府每公顷地给予的补贴1100元，刘贵夫的30多公顷地年赚“二三十万”是很正常的。

平心而论，年赚“二三十万”的种粮农民虽然展现了农民的风采，是广大农民的骄傲和希望，也折射出了富农政策的影响力，但却并不具有标本价值。

严格地说，刘贵夫已经不是在种地，而是在从事一种以种地为表现形式的经营活动，正是因为刘贵夫的种地规模较大，他才有了多赚钱的可能，而绝大多数农民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达到刘贵夫这样的种地规模的。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包地几百亩、年赚“二三十万”的种地农民不具有普遍性，也难以广泛复制。

我们应该把年赚“二三十万”的种地农民缩小还原，还原到一位普通农民的样子。以黑龙江省农民人均耕地10亩计，一个4口之家有地40亩，按种地500亩年赚“二三十万”的标准来衡量，普通的4口农民之家靠种粮年收入应该为2万多元，当然，前提是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这才是普通农民的样子。

尽管不少农民的收入已经多元化，但不可否认很多农民还在以种粮为主业，不低的种地成本、种地规模的限制，普通农民的种粮收入并不可观，普通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可能并不高，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种粮后继乏人的现象，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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