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百强”并非只是一个笑话

长江商报消息 一个名为“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的机构在各大媒体公布“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国中部百强县(市)”、“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等评比榜单。经媒体核实，这些榜单中竟出现17个国家级贫困县。消息一经传出，立刻成为内地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并引发了热议。

大致浏览了一下相关评论，一个观点是，国贫县入围“百强县”，不过是地方官员政绩冲动的结果。另一观点是，“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是一个敛财的皮包公司。

记者的调查已经证实，在一些地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中，“进入百强县”成为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已经上榜的“百强县”则把“进位争先”当做下阶段任务。而要提高名次，就需要交“合作收费”。但是，一些地区把保住“国贫县”的帽子视为重要的政绩也是事实，否则“连公务员工资都保证不了”，并且把贫困县头衔视作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因为，贫困县的很多政策优惠对投资者也十分有吸引力。

抨击“中郡所”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一个民间机构搞些专业研究，或者搞一个排行榜，只要不违法违纪，也不好强行取缔。自2007年起，国家中止了“百强县”的评比，要是没有适宜的土壤，就不会给像“中郡所”这类机构以生存空间。而且“中郡所”评“百强县”每年一次，已经有11年之久了。民间机构在专业领域的研究要取信于人，没有下一点真功夫，饭也不好吃。

在我看来，有的地方想争“国贫县”的帽子，是为了获得资源优惠分配，不难理解。但是，像这种一个“百强县”的榜单中，竟出现17个国家级贫困县，占比接近20%，就不能简单地视为混水摸鱼。毕竟，“国贫县”的评定有一套严格的机制，不至于出现批量化的荒谬现象。现在已然出现这种荒谬现象，并不是说大量的“国贫县”乔装打扮成“百强县”，或是“百强县”乔装打扮成“国贫县”，而是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百强县”的评选指标与“国贫县”的评定指标依据和侧重不同。“国贫县”的评定指标重在贫困人口数量、农民收入水平、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等，当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人等综合指标只是作为“兼顾”的对象，而“百强县”完全相反，主要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等综合指标依据。两者的依据不同，结果不同，但却极有可能完整真实地反映在一个县身上，即一个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等综合指标进入全国百强，而贫困人口数量、农民收入水平、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还徘徊在“国贫县”内。这看似矛盾的结合其实并不难理解，只能说明该县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极少数人占有巨量财富，而大部分人仍处在贫困之境，或者政府富有百姓贫穷。

二是“国贫县”的退出机制不灵。我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始于1986年，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并划定了258个国家级贫困县。1993年，国家调速扶贫计划，减少沿海地区国贫县，增加中西部国贫县，国贫县一下子增加到592个。2001年，有关部门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并没有看到重新核定国贫县。一个国贫县的名单十年甚至更久没有改变，而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县域经济发展非常快，有些拥有大量资源的西部县（市），如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暴富，迅速挤身“百强县”。但是，这些县的“国贫县”帽子迟迟未摘。于是，有一些已经不符合“国贫县”标准的县仍在“国贫县”之列，有一些仍然是“国贫县”的，又添了一顶“百强县”，都在享受扶贫开发的倾斜政策。

如此看，我们就不必对那么多“国贫县”挤身“百强县”大惊小怪了，除了完善“国贫县”的退出机制，我们更要关注这一现象折射出的贫富差距和扶贫的精准度。要扭转很多地方领导更关心GDP的增长，少关心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更关心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少关心老百姓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的发展观、政绩观。也要改变那种大而化之，以县为单位的扶贫方式，要精准到村级，避免资金和政策被中间环节层层盘剥扭曲，削减扶贫效果。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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