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领巾：激励与歧视仅一线之隔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出现了“苗苗少先队”：没有加入少先队的学生，被要求佩戴绿领巾，戴上绿领巾也就意味着成为少先队的“苗子”。学校的解释是：学生们不能够同时加入少先队，那些没有红领巾的学生家长觉得孩子回家不高兴，于是学校以绿领巾来变通，并称此举还能起到“激励”作用。

红领巾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值得珍视的荣誉，它也和任何荣誉一样，给出的是肯定与激励——肯定那些获此荣誉的人，激励那些期待荣誉的人。换言之，红领巾本身已经具备激励的效果了，只要它的价值、含义一直为人认可，尚未加入少先队的孩子们就会向往，渴望获得。所以，为“苗子”佩戴绿领巾简直是多此一举，这不仅不会给人以荣誉的期待，反会带来一种自我否定的心理暗示。

荣誉总会以标识物的形式出现，例如红领巾，但是，如果没得到荣誉者也被赋予特殊的标识物，荣誉的色彩就变得暗淡，它不再是肯定与激励，而是给人作出区分，甚至无意间会渲染身份印记。可以更直白地说，绿领巾是在孩子们之间刻意制造区别，拉开距离，与其说是激励孩子，不如说是给人以歧视。

激励与歧视，仅一线之隔。向着被激励的方向努力，不代表被激励者自身有所欠缺，因而不必也不适合被赋予某种身份标识，如若不然，激励就蜕化为歧视，荣誉也不再是荣誉，它将成为一种优越等级的象征，每一个人也都要被纳入这种等级体系中，被划分出个三六九等。以前，我们的学校有着优等生、中等生、差等生之说，现在算是少见了，但恐怕也得警惕绿领巾这种新鲜事物的出现，以免陈旧的思维死灰复燃。

另外，红领巾也不是一般的荣誉，它首先是党团荣誉，一所学校无权为此荣誉做出延伸，甚至篡改其意义。虽然佩戴绿领巾的不是少先队员，但它的“激励”基础正是这种党团荣誉被延伸、篡改。首先，依照《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少先队是自愿加入，如果非少先队员必须佩戴绿领巾，就说明这种自愿变成了强制；其次，绿领巾作为红领巾的对称物，相当于拙劣的效仿，贬损了其严肃性，更无异于篡改了这背后的象征意义。庆幸的是，上海、北京一些地方虽然也曾出现过“绿领巾”，作为少先队员预备期的教育形式，但这些做法已经被叫停。不仅要叫停“绿领巾”，这类似的“激励”模式，也都要被叫停。

我们现在总在反思应试教育，其实，这种德育未尝不需要反思。德育本身应是人格教育的一部分，它需要注重孩子的心智健全和精神健康，如果一种荣誉的背后被附加以反向激励乃至歧视色彩，德育出了问题，人格教育难以建立。人格教育，不是告诉学生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而是知道学生所思所想，因势利导，而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清楚自己与别人是平等而没有“色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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