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近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年轻人该如何结合实际安排自己的生活?
经济压力小,精神需求咋办?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曾静说,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呆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
人生处处是“围城”。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
拼关系,“都市人”是否适应?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又回到了广州,多少带着一些失望。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但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都说房地产开发很“暴利”,但对于承销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团队来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但回到小城市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小城市,“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最终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的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
到底该选择哪儿?
到底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到小城市谋生?或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买房压力、户口歧视等,但二、三线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不少人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实际上,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房价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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