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的道德优越感

长江商报消息 昨日，备受社会关注的“8毛门”患儿从武汉同济医院康复出院，共花费23886.43元。同日，患儿父亲陈刚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陈刚在道歉信中说，因为自己对专业知识的无知和一时冲动，使得深圳儿童医院受到社会舆论的冲击，因而承受巨大压力，他对医院的医生护士表示道歉，深圳儿童医院当初对孩子的诊断是正确的。此前曾有媒体以《婴儿被诊断要做10万元手术 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为题报道此事。（详见本报昨日A04版）

如果把现在的结果和最初的新闻比较阅读，可以发现对同一件事的描述差别可谓天差地别，等于是投向脆弱的医患关系的一枚深水炸弹。从新闻标题即可看出，10万元与8毛钱的鲜明对比，婴儿痊愈的最终论断，都是在将深圳儿童医院推至舆论风口浪尖的强有力推手。

脆弱的医患关系，过度医疗的现状，这些我们都曾经讨论过，也可以用来作为分析现状的有效解释，但是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我们是否有意无意忽略了媒体的原因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毛门”事件可谓成也媒体败也媒体，是媒体的报道，让事件以不真实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也正是媒体的追根究底，使得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一家媒体的不实报道，需要另一家媒体来纠错，这远非只发生在“8毛门”个案。

事实之上还有真相，这对记者来说可谓常识，但记者究竟对事实负责，还是应该对真相负责，却莫衷一是没有定论。我们愿意相信，在最初的采访之中，记者所引用的话语，确实是有出处的，但一个人囿于自身认识限度，看待评价一件事情，给出的判断当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基于其他原因，捏造撒谎也是有可能的，采访的多方求证就是在这种担忧下提出来的，一个人说法不实不要紧，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说法。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分工细化，媒体需要介入的层面越来越多，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都需要去报道和解析，这就需要记者相关方面的专业素养也随之跟进。比如，做财经报道的记者，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试图把任何方面新闻都当做社会新闻来做，尽管说社会新闻的受众面是最广的，但要真正还原新闻事实体现报道的深度，相关的专业素养就是必不可缺的。

回到“8毛门”事件上来说就是，当陈刚向记者述说婴儿吃完8毛钱药之后就痊愈了，记者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婴儿所患的是何病，8毛钱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记者对相关专业不了解的情况下，仅是多方求证的采访有其固有的弊端：首先多方求证究竟是采访多少人并没定论；其次采访所获悉的庞杂数据，最终还是需要记者来选取组稿。此时记者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匮乏，可能就成为稿件存硬伤的隐患。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提出，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专业主义精神的还只是技术层面的原因，更值得警惕的则是记者在道德上存在的优越感。怜悯弱者同情苦难，这种源自人性深处情感，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节制，很有可能成为阻碍记者寻求事实真相的门槛。更值得担忧的是，建立在这种情感上的采访写作，很有可能会为报道预设立场，认为弱者天然正义，从而失去了捕捉事实背后真相的良机。

“8毛门”事件其实只是近年来医患新闻操作争议的最新一例而已，在去年的“山西疫苗案”都有相关的讨论，这其实也是在提醒媒体人，反求诸己式的自省，其实并非只是对个人的苛责，同样也是媒体行业亟需突破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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