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公家人”的“私德”不是苛求

长江商报消息 近期，深圳公务员打骂生父一事，让公职人员的道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国家公务员局近期也透露，该局已制定《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十二五”时期对公务员进行一次“道德轮训”。

公职人员的道德表现，塑造着公职部门的公共形象。甘肃成县政法委副书记涉嫌犯罪，被停职并依法拘留；河南省汝南县公安局民警酒驾致5死3伤，也被批捕。虽然只是个案，当事人也已被法律惩处，但这些公职人员对部门形象、群众信任的伤害，却难以避免。

然而，从江苏沭阳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个人品德纳入干部考核，到江苏南通将搞婚外情等不良行为纳入公职人员“行为禁令”，这些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之举每每引来热议。除了可操作性之外，更有关于公职人员“道德边界”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家庭关系、个人交往等，属于私人生活，关乎的是私德范畴，用以要求干部，有点触角太长。

的确，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对个人隐私和权利意识的普遍认可，私域和公域的区分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从私德类推公德、以私德否定公德，显然会失之偏颇。动辄用GPS定位官员行踪，随意“人肉搜索”曝光公职人员及其亲友隐私，既不公允也不可取。

然而也要看到，公职人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履行着公共职责、关系到公共利益，拥有不同于普通群众的特殊身份，对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当被视为社会管理者的公职人员，与暴力、酒驾、猥亵等刺目文字联系在一起，引发的道德波动，远远超出普通个体的失德离德、违法犯罪。即便是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公职人员也理应承担起公职责任之外的道德责任。

可以说，公职人员接受更严格的道德审视、更充分的道德培训，是公职之“公”天然的要求。而合理区分、妥善对待公与私的不同，关键则在于明确评判标准、找到校正准星。只有从标准上厘清公私界限，在制度上完善规范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内容，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顺应公众期待。

11月4日《人民日报》

作者：王甘武

无论雕像是谁，

钱的问题要说清楚

11月3日，高达24.15米的宋庆龄雕像现身郑州郑东新区。有媒体称，这座雕像是由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建造，其800平方米基座将设计成可容纳600多人的会议厅。雕像旁边还有4栋6层小楼。对此，河南宋基会工作人员表示，“雕像不是宋庆龄，是黄河女儿”。

其实，无论雕像是宋庆龄，还是黄河女儿，在这一问题上，公众更关心的是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是不是公开、透明，更关心宋基会如此大手笔是不是花了善款。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之规定，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没有公开、透明，阳光则不会照到那些阴暗的角落，社会监督也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如果宋庆龄雕像及其附属建筑属于公益项目，河南宋基会理应迅速公开相关信息，以缓解公众焦虑；如果不属于公益项目，是一项商业运作，也应该说清楚，雕像所为何来、所为何事，有没有动用捐赠人的善款。这既是基金会管理制度的刚性约束，也应该成为基金会工作人员、挂靠机构的责任自觉。

建造8层楼高的一座雕像，耗资显然不菲，无论其建造目的是什么，但如果把这笔钱用在公益事业上，不是更好吗？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常务副主席常荣军此前曾表示，地方宋基会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宋庆龄的声誉。那么，如何维护宋庆龄的声誉，从而对捐赠者和社会负责？很简单，捐赠款物用途及过程要公开透明、可监督、廉洁高效；与公众交流要积极主动、良性互动。河南宋基会如果以公益之名，行营利之实；有钱兴建巨型雕像，无钱投入慈善，显然已经超出了公众承受的底线。

这种漠视公众感受、罔顾媒体质疑的做法，使得河南宋基会难以获得公众信赖。有关部门理当有所作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不能听任河南宋基会这样的“非营利法人”再深陷于营利的传闻，更不能听任公益机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信任危机。

11月6日《新京报》

新京报社论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