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贴的关键是合不合理

长江商报消息 ◇ 周东飞（湖南 媒体人）

两年前，杭州市开始大规模的公车改革，市政府的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杭州车改”在受到舆论肯定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最多的意见集中于“车贴”。根据规定，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300元到2600元9个档次。（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此前各地所进行的公车改革探索，几乎无一例外都充满了争议。各地车改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卖掉公车，对官员实行货币化交通补贴，但民众对高额的“车贴”表示不满；另一种模式是通过安装GPS等方式加强公车管理，其做法又多被外界认为作秀成分居多。

公车改革一度到了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地步，因而有舆论告诫公众在车改的问题上不要有道德洁癖，也有学者提出判断车改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减少腐败、降低行政成本，保证行政效率。认为杭州车改成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标准。然而，这并不是说来自社会的质疑从此就不需要回应。

杭州车改被舆论质疑之处同样在于货币化的“车贴”，对于这个问题，此前定性的争议和讨论较多，定量的东西却很少。在推广杭州车改经验之前，需要用技术性方案来澄清社会对“车贴”的疑问。用车补贴到底有没有必要，它的性质是“赎买特权”还是保证公务需求？车贴的存在，部分价值是保证行政效率，部分价值是对此前官员用车特权的赎买。这种说法可能听上去让人有接受障碍，但是如果想要车改获得各方面支持，以最小的阻力得以推行，就必须考虑已获利益者的诉求。

厘清了这些，就应当明白车贴的关键不是该不该存在，而是合不合理，能不能为各方所接受。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而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恰恰需要这种定量分析、科学决策的“数目字管理”。车贴额度的决定，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数据的测算：一是不同类型官员维持正常工作的公务交通费用到底是多少，二是这些官员原来获得的实际利益到底是多少。车贴的阶段性合理标准应该是高于前者、低于后者，远期的目标是尽量等于前者而不再考虑后者。

车改再紧迫也不能是一本糊涂账，补贴多少不仅要让官员满意，也要让民众乐意。其前提是公开测算的方式方法及结果，这样一来即便是存在民众“赎买特权”的成分，民众为了更长远的利益考虑，也同样尽力支持车改。由此看来，改革也同样需要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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