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应正名与争权益并行不悖

长江商报消息 ◇ 安平

11月12日晚，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郭树清的表态，标志着破除城乡壁垒已经不仅是一种基于特定群体的本身权益及社会道义的呼吁，也成为转变增长模式、保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有了这种“倒逼”的需求，该领域的改革或许会有新的动力和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郭树清特别提到，“来自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往往被贴上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标志，例如农民工、农村建设用地，其交换关系是不平等的。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农民工”的正名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农民工”正名的努力，几乎伴随“农民工”这一称谓出现至今。如2005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李永海即提出，“我们应尽快淡出‘农民工’称谓，将之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通过为农民工正名，使之尽快享受到基本医疗、养老、失业保险。”时至今日，类似呼吁在各种论坛乃至全国“两会”上都频频出现，而媒体从各个角度辨析，认为“农民工”应该正名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几乎就在郭树清指出“农民工”是一种被贴在“来自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身上的“特殊身份标志”之后两天，《人民日报》也刊文追问：“往前追三代，谁没拿过锄头？为什么没有农民部长、农民军人、农民影星，偏偏只有农民工？”但目前，这种努力的效果却相当有限。造成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正名”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是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论者提出，相较于为“农民工”群体争得实在的福利待遇，“为农民工正名”只是一个“小问题”甚至“伪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根本的福利和权益问题，正名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他们没有意识到，权益问题与正名问题，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将“农民工”标签化，将这个群体固化，是使权益分别对待的一个技术步骤。虽然为“农民工”正名不能即刻使这一群体获得等同的权益，但正是“农民工”这个称谓的存在及其现实应用，使权益分别对待成为可能。

同时，“农民工”这一词语本身，虽然未必具有直接的歧视性，但这确实因其语义上的缺憾——即“为什么没有农民部长、农民军人、农民影星，偏偏只有农民工”所指出的问题，而具有现实贬低的可能。特别是当这一身份标签与权益与福利挂钩，就不仅是一种歧视称谓，而成为直接的歧视行为。

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民工”这一称谓来切入权益问题，模糊了权益主体的界限。就“农民工”言“福利与权益”，使这一问题看起来完全成为城乡差距的一个结果，也使城市容量、管理成本等成为现实合理的辩护理由。但实际上，“农民工”并不是被不合理政策影响的唯一群体。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内地省会城市的市民——绝不应冠以“农民工”身份——到沿海某城市打工，他在当地获得的待遇不会比“农民工”更多。也就是说，某些不合理政策的核心不仅是城乡壁垒，更是区域壁垒，是“本地”和“外地”的界限。这些政策所限制的，不仅是农民依法实现城乡间迁徙的权利，更是国民依法实现异地迁徙的权利。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刻，也更具普遍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为农民工正名”不是一个伪问题，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它理应与加快农村建设、促进城市化、落实劳动者权益、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等问题齐头并进。

作者系上海媒体从业者

权益问题与正名问题，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将“农民工”标签化，将这个群体固化，是使权益分别对待的一个技术步骤。虽然为“农民工”正名不能即刻使这一群体获得等同的权益，但正是“农民工”这个称谓的存在及其现实应用，使权益分别对待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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