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宋志标
甘肃校车惨剧,夺走19名小学生的生命。邓飞等人倡导安全校车计划,民间捐赠校车的意愿强烈,同时也对捐赠款物能否得到合理透明支配怀有警惕。媒体人周斌撰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反对包括免费午餐在内的民间公益捐款,受到不少读者的附议。由此可见,就民间是否应该捐资以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上,分歧很大。
周斌的分析逻辑是清晰的,那就是民间的公益捐助行为主要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减轻政府应负责任,可能助长行政漠视;二是民间集资或财政响应公益的拨款会在执行中走样,可能会被贪腐等行为侵占。因此,民间公益捐助带有越俎代庖的性质,不如不动作,纯粹改作督促政府行政作为,从而杜绝民间善心的失效。
周斌的分析建立在对政府缺乏足够信任的基础上,对有关部门的行政能力和效率存疑。我明白他的分析逻辑,也理解他所呼吁的态度。但是,对政府缺乏信任可否转化成为对民间自救行为的否定?社会基于公民责任的互助行动是否完全无用?公益是否只停留在话语监督上?恐怕还有辨别的必要。
就像许多悲剧所引发的后续追问一样,校车惨剧等事件所暴露的社会问题要如何化解,始终都是难题。谁都知道,这类事故的产生与政府未完全尽到职能有关。但问题在于,社会公益事业是否应该就此罢手,省心不干呢?
邓飞发起免费午餐,半年有余,筚路蓝缕,以民间公益激发国家行动的苏醒。今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出用160亿元财政解决农村学生的免费营养午餐问题。如果没有免费午餐行动的敦促,而只有报章的呼吁,能否有这个结果还是未知。当然,国家行动绝非民间公益的唯一目的,后者的出发点是解决具体问题,从长远看则是促成社会在大政府治下的完整成长。
假设官办的免费午餐真的出现错误或贪腐,是否就证明邓飞免费午餐不该搞?我看不是这个逻辑。好政府,不是政府单方面达成的,好政府也需要社会造。这是多种公益行动的价值。 建设社会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不是唱高调,恰恰是时下中国最为紧缺的。敦促更好的政府与建设更好的社会并不冲突。即便政府暂时没有积极响应,也不意味着公民可以袖手旁观。
邓飞作为公益行动者,也是媒体出身,他欢迎在他身上尝试各种各样的媒体监督设计,以确保公益行为不走样。这样的行动者还是太少,远远不敷社会建设之需。这也是为什么说公益行动在中国是珍稀事业的原因。建设社会,需要批评家,也需要行动者,需要政府,也需要民间。现代公益本是一个跨界联合,建设社会是公益共同体的事业。
周斌在文章中寄予痛感,切肤之痛遍布字里行间。只是在此之外,确有必要达成某种社会共建的共识,行动者与批判者之间的隔阂,公益共同体之间的磨合,都需要时间来适应。
免费午餐的运作,离不开地方政府、公益基金和民众公益心之间的协调。安全校车尚是纸上的计划,因为涉及对政府行为更高程度的要求,难度更大。可批评者和行动者都该树立边界意识,不投机、不放弃,以联合行动节制现实加诸我们的愤怒和虚无,一起促成公益从愿景走向现实。作者系知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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