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发育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29日上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举行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新闻发布会，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介绍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有关情况，并围绕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谈及“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现象时，他表示，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

自南京“彭宇案”以来，围绕“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的事例，常见诸报端引起人们关注，扶还是不扶，似乎从一个单纯的价值选择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操作的难题，及至不久前的小悦悦事件之后，又有了“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的大讨论，于是乎不少人惊叹，国人正在经历一轮集体的道德滑坡。

关于道德问题，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详尽的要求，也不乏足够的褒奖，对于道德的建设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所谓的道德滑坡问题，不仅不应如此，过去也并非如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推己及人的价值理念，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但我们也确实不得不承认，在古典意境里的路见不平、伸出援手，无形中在当下又有了蜕变。

人皆有恻隐之心，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这一点是没有变的。道德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时候就是看人有没有顺应恻隐之心。道德良善与丑恶之间，许多时候就只是一闪念之间的差别。假如社会的道德水准真不再如前，就应该反思原因何在。

一方面，这可能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附带品，过去乡土社会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彼此之间有一套默认的道德契约，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虽未明文规定，但早深植于人们心底，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但如今城市人口聚集，人与人之间更趋“原子化”，邻里之间可能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但正常生活中彼此的联系并不紧密，缺乏共同体的认同感，冷漠与无视，可能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而逐渐内化成了性格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社会的变迁只是一个诱因，因为城市生活仍然订立了各种契约，如果大家都能够认真遵守，即便不能出现道德模范，但也肯定不至于会有道德滑坡。现在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原本由社会自治而自然衍生出的道德，经过重新的布局与分派之后，原有的价值模式遭到重塑，但新的规范体系又未迅速建立，致使“道德真空”出现，影响人们行为的价值评定。

要进一步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关键还是有赖于社会的进一步自我发育。因为道德的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内心的自我选择问题，外力与规则的强加，短时间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由社会自我治理而逐渐衍生出一套成员默认的规则才是关键，以社会发育为依托的道德才能真正行之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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