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艾法
曾几何时,大学校园里的电话亭、食堂、宿舍楼等人流密集处开始出现一些学术期刊的征稿通知,内容大抵是某某期刊征稿,欲发从速之类的介绍,广告的末尾留有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关键内容供“有心人”参考。
笔者未与这些期刊的联系人有过接触,但却与一些慕名而去的“有心人”接触不少。问及广告的可信度,往往十有八九都是比较“诚信”的,“款到发货”是这一行的“行规”,至于论文质量在所不问,只是严格限制篇幅。
是不是这些刊物很难收到稿件,以至于要“屈尊”到张贴广告才能招揽到论文呢?显然不是。事实上恰恰相反,由于近十几年的大学扩招,学术论文的数量已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但是可供学术论文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的数量却并未有显著增加,能被称为“权威”或“核心”的学术期刊更是少之又少。以笔者所在的法学学科为例,只有21种法学专业刊物有幸被列入南京大学CSSCI来源核心期刊目录之中。
为什么有影响力的法学学术期刊如此之少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源头上看,学术期刊的准入门槛太高,在校学生主办的学术刊物得不到认可,民间学术刊物难以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第二,学术期刊缺乏办刊经费,募集办刊资金能力有限;第三,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机制不完善,期刊论文质量不高。
一本学术刊物要想公开发表,必须要获得刊号,但是刊号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刊号的审批也非常困难,因此全国哲学社科类的学术刊物总数不足3000种,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一些学校院系虽然也有学生主办刊物,但大多由于不能公开对外发表而无人问津,影响力极其有限。
学术期刊的经费来源较少,大量学术期刊依靠增加论文数量而获取的版面费维持生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众多的学术期刊只求数量与版面费,期刊的学术质量难以保证。不少学术期刊虽然也采用匿名评审的制度,但是由于全国期刊数量较少,稿件量却巨大,编辑们无法完成审核所有来稿的工作量,只能根据院校、作者等信息,甚至是“潜规则”对来稿进行初步判断,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来稿实际上未经详细审阅即遭淘汰,大量潜在的优秀论文就此石沉大海了。
我国的学术期刊想走一条“少而精”的路线,但是“少”确实是“少”,却未必能够“精”。这样的一种路线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少数稍有影响力的刊物不断寻租搞“饥饿销售”;大量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刊物靠出卖稀缺资源恶性发展。学术资源的稀少不但没有产生“少而精”的预期效果,反而加速了学术的快餐化。大量的作者找到一个时髦的主题,提炼出一两个论点,找出一些论据,凑足一定的字数,就产出了一篇“快餐”论文。这种论文对于期刊来说已经受用,因为期刊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主要目的是填饱肚子,而“快餐”论文也正好符合一般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因此,学术期刊的贫瘠加速了学术的快餐化,而学术的快餐化导致了整个学术生态营养不良。
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需要通过学术期刊等媒介进入社会,进而影响学术界与民众。“少而精”的学术期刊发展路线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年代遗留的产物,其与预期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学术期刊的发展路线上应当设置较低门槛、加大对学术刊物的经济支持、鼓励学生主办学术刊物、改进在校师生的科研评价奖励体制,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减少学术的快餐化,并使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有机会享受到不一样的学术大餐。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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