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五星级酒店办联欢症结不在高消费

长江商报消息 ◇ 安平

12月18日下午，北大附小4年级2班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办联欢会引起众多网友关注。26日，酒店方面及部分学生证实此事。酒店表示，18日下午，该班级租用酒店的大厅办晚会，场租费为8100元，参加晚会的有30多名学生。当天有部分老师参与，场地费由在场学生平分，每个家庭需支付200元左右。（12月27日《京华时报》）

遗憾的是，对此事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跑偏”，模糊了焦点。一些网友坚持认为在五星级酒店办联欢会就是一种奢侈的过度消费，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会培养出无良的“富二代”。这种说法遭到了另外一些网友的反击，认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的首都北京，每家200元的消费远不能算奢侈，不能以“仇富”的心态来评价这个事件。

200元的消费算不算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当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消费能力。用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准来衡量高收入地区城镇居民或者“先富起来的家庭”的消费行为，确实很容易得出“娇生惯养、纸醉金迷”一类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一旦与对富裕阶层的标签化结合起来，即便主观上没有“仇富”，也会得到类似“为富不仁”的观感，人为夸大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之间的割裂。这与日前网络舆论将救人的“保时捷女”迅速打上“富家女”身份标签的做法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看，这既不公允客观，也会助长一些不良心态的蔓延。

小学生在五星级酒店办联欢，其根本症结不是它是否属于高消费问题首先在于，学校或教师在这个联欢会的举办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如何保证家长是自愿参与及消费的。

从相关报道来看，学校试图撇清关系，称在酒店办的联欢会并非由学校和年级举办，“可能是部分家长自发的，他们的积极性可以理解”。但同时报道中也提到“当天有部分老师参与并组织联欢会”。既然老师参加了联欢会，她要么是联欢会的组织者，亦即联欢会场地选定的决策者；要么是被“自发”的家长邀请参加。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部分老师应该是默许甚至鼓励了在这一场地办联欢会，以及场地费由每个学生家庭平分支付的方案的。

有孩子在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一定明了，在这样的事情上，假如老师建议或者默许，是不会有家长来否决的；假如老师没有明确拒绝，家长自发组织的联欢会也绝不会不请老师参加的——非不能为，是不敢为。如此，不管学生家庭交际能力是否承受得起，他们若不愿参与这样的消费形式，都很难拒绝，此种消费也就难免有强迫消费的意思。更何况，人均200元的消费是否足够构成学生家庭经济上的负担也是可存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毕竟是个平均数，即以上海所见，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虽然不多，可也不是仅见。北大附小当没有在学生入学时对其家庭收入设立门槛或做过调查，理论上也不能免除个别学生家庭对此类“摊派”感到压力的可能。

所以，在五星级酒店办联欢，更多的不在于其本身是否过度，而在于很多学校既有的“潜规则”，使学生家庭无法依据自身的收入衡量是否应该参与，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家庭放弃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小学生的联欢会不妨回归低调一点、简朴一点的路子上去，也使老师和学校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嫌疑，岂不更好？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在五星级酒店办联欢，不在于其本身是否过度，而在于很多学校既有的“潜规则”，使学生家庭无法依据自身的收入衡量是否应该参与，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家庭放弃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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