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经济比拼的村庄

长江商报消息 老家的村庄是行政中心村，人口逾五千，外出苏、粤、鲁、湘、浙等省打工的青壮年劳力超过九成。近十年来形成的打工潮流正在改变村子的经济面貌和精神气质，同时也造就了许多失落。这种得失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人们还以为种地可以长久，尽管对未来也有迷茫，可也不像现在这般厉害，把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连根拔起。

自从取消农业税负之后，加之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减免，在村庄里维持基本的生活比过去更容易。然而，单靠土地仍然难以令经济好转，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一种获取经济的能力，乡人竞相追逐。这种唯打工论，尤其为80后和90后的新世代所接受。也正是这两个年代生人，取代他们的上一辈，无论在不在村子里，都在改变村子。

被打工新世代改变的首先是村子的面貌，盖楼房成为时尚，这不仅是延续其祖辈的理想，也是经济力在村庄里的直接展示。在盖楼上有决定权的都是年龄在20岁到45岁之间的打工者，而不是他们年老的只能留守村庄的父辈与祖父辈。打工者成了支配家庭重大事项的人，可在从前，这种家庭权力是在长辈逝去后依靠传承自然延续。

这就意味着村庄里的“差序格局”发生了相应变化，原本由氏族长老安排的村庄生活结束了，代之以打工者根据自己意愿来各行其是。这两种不同模式的村庄节奏感，在过去五年已经基本完成更替。家族长老的权威衰落下去，而且看不到复兴的机会。谁有经济能力谁就有发言权，谁的经济实力强，谁讲的话就管用，经济基础决定声望地位。

用钱来衡量的村庄关系，具有粗暴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宗族关系的消解。这种消解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维系村庄公共生活的仪式被打破，这种仪式实质上就是尊重老人权威，但在现时不管用了；二是在公共仪式被抛弃之后，宗族内部出现分裂，以家庭为单位，看淡氏族联系，除非有经济利益，否则相互往来并不多。

死亡曾是村庄里最重要的公共仪式，它不仅是送葬那么简单的事，还是家中权力的自然更替，意味着宗族尊卑秩序的自然变迁，可谓兹事体大。可是在打工者日盛的这些年，葬礼旧有的程序（比如不同姓氏间的祭拜、同宗不同门的奉饭食祭祀、夜间抬花圈游村等）受到删减。同时，新世代青睐用歌舞代替丧仪，花销增长，攀比奢靡。

只剩下经济比拼，而缺少亲情润滑的家庭，与缺乏尊崇的宗族一样脆弱，直接显示为家庭纷争增多，由于得不到宗族内部的调停，纠纷趋向频繁化严重化。过去那种依靠家族相互救济来渡过个人难关的时代已然鲜见。既然基于氏族的公共生活无法继续，人们转而寻求另外的安慰。

值得一提的是，当宗族权威还在的时候，村委会可以通过族中长老灌输行政能力，从而干预村里诸如计划生育、生产协作等事宜。打工者冲击了原先的差序格局后，行政力量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对接，老人的经济地位下降，直接导致政权对村庄控制力衰减。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诸如垃圾处理等公共事务涣散，村庄环境污染恶化。

从因果关系上似乎很难埋怨打工者，后者只是经济分配链条上很末端的环节，分享到的成果也属微小。其实，更大的隐患在于，如果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走向停滞，打工者无法从中得益，那样引发的后果加诸于村庄身上，恐怕局面将会愈加走向崩坏。这也是两难的情况：村庄回不到过去，可一旦在改变的中途停顿下来，谁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况。

作者系知名评论员

◇ 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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