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客门”

长江商报消息 最近，海南三亚天价宰客报道沸沸扬扬，而厦门也爆出“天价菜单”事件。苏州游客丁先生等7人，春节期间，在环岛南路一家海鲜排档一顿饭吃掉9560元。丁先生报警后，在警方协调下，店方退回3500元。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老板称点菜员是临时工，已被辞退。（2月5日《海峡导报》）

又是“临时工”的错？

相比三亚“宰客门”事件曝光后，店老板死活不承认存在宰客行为，当地官方甚至称“零投诉”，厦门老板显然要“精明”得多，这样的“坦白从宽”、“主动”停业整顿，也许可以规避监管执法的严厉制裁。毕竟是“临时工”所为嘛，情有可原。而且“临时工”宰客只是个特例、意外，并不代表当地的市场生态，一个“临时工”就把有关各方的责任都给扛住了！

一段时期以来，但凡发生负面事件，有关单位大多都会祭出“临时工”、“聘用人员”、“非在编人员”，借以搪塞、开脱责任，敷衍群众监督，以至于一出事网友们就提前预知“调查结果”：肯定是临时工干的！

老板出差在外，临时招来的点菜工，会不会如此“宰客”以示效忠，根本不值得追问。问题在于，那些动辄拿“临时工”作“替罪羊”、“替死鬼”者，面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效仿、复制、克隆现象，难道不该感到脸红吗？

范子军（江苏如皋 职员）

旅游产业缺乏竞争机制

一种短视、野蛮的运作模式正在某些地方主导着旅游产业。此类粗线条、超原始的状态，固然可以归咎于职能部门不作为，但这又何尝不是落后营商思维的折射。众所周知，市场秩序的规制力量有二，监管与竞争。放眼周身，宰客多发，谁该承担更多责任，着实值得考量。监管方，其表现自然难以令人满意，但至少，一套看似完整的“举报——处置——反馈”框架已经成型；而与此同时，作为另一种规制力量的“竞争”，实则未能发挥当有的正面作用。究其原因，“合流”而不是“超越”，正成为多数经营者的哲学。他们，宁愿维持行业默契来渔利，也无心挣脱那平庸、隐性的平衡，以“破局”换取额外收益。

事实上，在混乱的大格局内，更容易孵化卓越的企业。与差劲的同行相比，一些坚持起码性收费规范、满足底线性服务标准的业者，便显得足够优秀。问题是，各地的旅游产业里，“属地化”倾向严重，保守、封闭的环境内，本地的、顺服潜规则的、少有品牌耻感的企业占据主流。而这，或许是“宰客”频现的诱因之一吧。

然玉（广州 学生）

《旅游法》不能缺位

宰客的本质性问题在于，我国旅游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旅游，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服务过程。而现在我国旅游却直冲冲地向着利润的最大化走去。门票价格飞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景区附近难吃到放心实惠的旅游餐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旅馆服务水平非常低却要价比天高。对于游客而言，除了“用脚投票”继而转化成“用钱币投票”的方式之外，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申诉方式。

当然，而来自权力方面的规范和约束，也值得期待。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一部像样的《旅游法》或《旅游管理法》、《旅游规范法》问世。我国现在仅有一部《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其中只是对旅游点进行了简单的规范，对于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旅游秩序的规范，则很少涉及。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旅游法》正在起草过程中，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全国的旅游法规体系。希望这样的法律早日出台实施，希望相关旅游部门能早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监督体制。

旅游环境的改善，已经迫在眉睫。有媒体预测，按照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时，到那时，旅游将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消费需求。如果法律迟迟不能到位，制度仍然阙如，相信在旅游市场之中，公共利益的受损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王传涛（济南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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