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近日,市民王先生为母亲乞求“血源”,但因武汉“血荒”现象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且“亲友互助献血”政策已经叫停,他母亲的手术一直无法进行。叫停“亲友互助献血”政策,让王先生遇到了难处。另外,近期有多位市民给本报打来电话,对武汉暂停互助献血提出了质疑,这些市民声音经本报记者梳理、汇集,以“七问”的形式提出来,并一一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求解。(详见本报昨日A12版报道)
“血荒”是全国普遍现象,非武汉独有,但叫停“亲友互助献血”政策让武汉成为了焦点,客观上也让武汉的“血荒”问题雪上加霜。毕竟,“互助献血”可以起到应急作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血荒”的问题。可以想见的是,“互助献血”一旦叫停,在血源有限的情况下,能保证用血的往往就只是紧急患者,而其他患者将很可能求血无门。
叫停“互助献血”的直接目的,是打击血液交易,而不是真的要革除等量换血的互助原则。毕竟,我国献血制度是公益性的,各种交易行为乃法律所禁止,血液交易乃至血托贩血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然,血液交易带来的更大危害还在于,血液采集的安全屏障正受到威胁。譬如,当血贩以各种方式钻营献血制度、监管的漏洞,并对献血者进行各种诱导时,献血者的个人健康将得不到保障。尤其是,血贩是寄生于献血制度漏洞中的利益蚕食者,无孔不入,打的是游击战,依靠警力是很难彻底清除的,这才有了叫停“互助献血”政策。
但是,叫停“互助献血”之后怎么办?总不能因为要打击血液交易,就让需要用血的患者连同受累。我们评价一个政策,不能仅仅看它的初衷,更要看施行的结果。叫停“互助献血”打击了血液交易,但同时也让一部分患者失去血源保障,政策的善果没能得到放大,甚至可能被抵消。而且,“互助献血”是我国《献血法》所提倡的,这虽然不是硬性规定,但至少叫停“互助献血”是有违《献血法》的。
另外,血液交易与“互助献血”本无直接因果关系,交易的存在应归因于献血制度的漏洞,如,采血机构不能有效辨别“互助献血”中的亲属关系,不能有效识别献血者的真实身份,无形中滋生了血液交易的空间;再如,献血者的个人权益没能得到有效保障,往往献血容易而用血困难,弱化了“互助”的意义,间接上刺激了交易的动机。
我们无意否认叫停“互助献血”的善意初衷,但在“血荒”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如何规范“互助献血”的操作才是首先应考虑的。事实上,此前有报道提到,卫生部门称叫停“互助献血”是为了完善监管,以后是会恢复的。因此,我们更乐意将叫停政策视为缓冲之举,是为日后规范操作并完善监管打基础的。在这个缓冲期内,监管部门当有所作为,不能将“互助献血”一停了之,如若那样,便是真的懒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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