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欠战地记者一个感谢

长江商报消息 2月22日，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的美国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自由摄影记者雷米·奥奇利克在动荡的叙利亚城市霍姆斯遇难，叙利亚政府军发射的导弹直接命中了她们所在的临时新闻中心。除她俩遇难外，另有数名英法记者受伤。

在这一悲剧发生前仅仅数天的2月16日，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夏迪德，潜入叙利亚战争区域采访，终因战场和马匹扬起的浮尘引发气喘而死亡。《纽约时报》官员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安东尼死了，他见证了席卷中东各国的政治转型，也见证了处于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挣扎的普通民众的苦难。”

2011年至少有百名记者被害，其中死于报道北非中东战事的记者就有20多人。从历史数据来看，越战有63名记者殉职，波黑战争头两年就有68名战地记者死亡，从两伊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至少有二百名记者血溅沙场。战地记者是新闻行业中的高危族群，是离死亡最近的人们。

玛丽·科尔文在上世纪80年代在约旦河西岸采访时，曾被流弹击中车窗而面部受伤，大约10年后，在斯里兰卡战区采访时，遭手榴弹袭击，身上多处受伤，其中左眼因未能及时救治而彻底失明。她没有装上义眼，而是一个黑眼罩遮住，她这一“独眼战士”形象，成了战地记者一个“招牌形象”，激励了人们投身这一正义而危险的事业。近三十年的战地采访，几乎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记者现场采访的必要性有时被博客与推特、微博等报道所冲淡，新媒体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记者的劳动强度。然而，正如科尔文所言，战场记者别无他法，要了解哪里在发生什么事，必然有人要深入战争现场，与战士一道行进于雷区。

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在报道世界某地战争时，引述别国战地记者的新闻，对于这个国家的媒体而言，无异是一种羞辱。国力如何有时与这个国家媒体对战争采访中的投入度成正比。在死亡的战地记者名单中，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战地记者居于前面。科尔文的一个朋友在获悉其死讯时写道：科尔文死在战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惊讶的反而是她老死在自己的家里；科尔文身处危险的霍姆斯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她为什么不在霍姆斯。战地记者几乎就是记者职业中敬业精神的最极端体现。

无真相就无正义。为了让世界了解真相，她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奔赴最危险之处，很多从业人员因此在心理上受到创伤，他们在报道流血、悲惨、惨景时，她们心理也受到冲击，并留下了阴影，从而有可能影响其一生的生活。她们付出的贡献是无价的。

而很多时候，她们又背负着双重道德的困境，一方面有人指责她们贩卖战争真相来博取名气和财富，一方面她们虽然报道了残酷事实，但她们始终不是残酷事实的一部分。就如科尔文去年在一次记者联谊会上所言，战地记者始终有个家可以回去，离开那些她们报道的陷入绝望的人们，她们为无法改变事实而自责。这些双重道德困境，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过？她们很多时候就这么默默地生存在边缘的生活带。科尔文曾说过，她从来就不知时尚的香水，只知默默行进在黑暗丛林中时那根点燃的香烟味道。

她们死了，世人欠一个真心的感谢。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 和静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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