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职业世袭化可改变思路

长江商报消息 3月10日，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会议上表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3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抽象来看，职业世袭关乎全民公平的兑现，而从效率论出发，一个垂直流动不畅的社会，必将流失生机与创造力。众所周知，向上的动力，无非来自于对人生发展的预期。唯有一套希望与压力并存的激励系统，才能推动每一个社会成员，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如今，诸多农民工，已深深陷入了“先赋角色”之中——他们的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已经注定，随后的日子里，好似在遵从剧本，奋斗动力又从何而来？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具体的方式当然很多，恰如厉以宁所提出的，“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多办职业技术学校、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只是，谁都知道，这并不是具备新意和创见的方案，尽管我们确乎在上述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有些更长远的追问，终究不可回避，即当二代农民工，果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相当的“上升”机会，这个社会又将以何种方式消化？欲求答案，便不得不审视现今的城市化进程：产业的发展，还能多大程度扩容城市化的空间？城市化，又能多大程度上助力“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事实上，倘若将打破“农民工世袭”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之上，其前景值得存疑。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在权利层面，某些城市尚且不能给予农民工同等对待；而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也暗示着城市对于新增人口的容纳力，或不若想象中充盈。

当人们将“农民工世袭化”视作一个问题，其思维前提显然是，“农民工”并不是一份理想的职业，而围观某些人的解决策略，最终也多半诉诸城市化的洪流。而原本，提升“农民工”本身的职业福利，提升乡土世界的生存品质，也是另一条更为直接，甚或更为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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