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校放权可破解诸多教育难题

长江商报消息 ◇ 志灵（北京职员）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接受媒体采访，在被问到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时，纪宝成表示，教改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学校进行，目前教改都是围着政策转，从来没考虑学校的权力怎样。（3月12日《北京晨报》）

应该说，以高校为中心或者向高校放权，指向的都是增加高校在招生、教育等教育事务方面的自主权。仅从现实层面出发，就会发现此举可以破解一系列的教育难题。

比如异地高考的难题，如果赋予高校更大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就能够很好地破解这一难题。这是因为，异地高考之难，难在户籍藩篱，而户籍指标又是分配招生名额的依据。也就是说，在按照户籍分配招生名额的制度下，高校的属地性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当地人的高校”。如果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由高校按照教育规律自主招录考生，高校更多考虑的是考生的现实能力或者未来潜质，而不会考虑八竿子打不着的“户籍所在地”，从而绕开异地高考的户籍障碍。

再比如，这么多年，素质教育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很大程度上与招生录取唯分数马首是瞻有很大关系。如果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考虑把高考从竞争性评价改变成资格性评价，即高考成绩只是一个“敲门砖”，需要分数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申请哪一类大学，但是具体到考生能够考取哪个大学，还需要具体的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设置更为个性化的测试项目，从而更加清晰明确地选拔出高校需要的考生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双向的竞争淘汰机制，既可以让高校通过“用手投票”引导考生更加注重素质提升和能力培养，又可以让考生通过“用脚投票”来促进高校更加积极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当然，向高校放权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如果这样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应当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使得高校能够按照“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来运行，唯有如此，“被放权”的高校破解目前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才会有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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