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不是反腐良药

长江商报消息 ◇ 志灵（北京 职员）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表示，当前的贪污腐败，若不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层面找原因，是绝对不行的。“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现在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违反了基本的人性。”（3月13日《新京报》）

其实，我国《刑法》对于公职人员的贪污犯罪，惩罚力度还是很大的。《刑法》第383条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即便是在“少杀慎杀”的司法理念之下，法律对于贪污犯罪的惩处，依然坚持的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必须“当杀则杀”原则。

现行法律对于贪污行为的惩处力度并不低，但据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张大方披露，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检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

更进一步讲，认为“贪污50万元判死刑就没人贪污”，本质上还是一种重典主义，即通过编织一张严刑峻法的法网，通过制度威慑和个案警示来防范贪腐。在这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严刑峻法之下，明朝仅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就多达几万人，甚至有些地方的衙门还出现无人办公的局面，以至于其本人也感叹，“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

之所以在严刑峻法之下，贪腐行为依然是“难教”、“难禁”，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只是一种“事后救火”的方法，而不能做到“事前防范”的防患于未然。事后的惩处力度越大，说明事前的防范机制越弱，也就更容易出现老子感叹的那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尴尬。真正有效的贪腐惩处机制，应当是“以事前预防为主、以事后惩处为辅”，这就应当建立起一整套约束权力的制度机制，使得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不可能成为制度的“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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