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和静钧
3月11日、15日和19日,法国一位“摩托杀手”,在三起事件中,枪杀了3位少数族裔背景的法国军人以及4名法国犹太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这位名叫穆罕默德·梅拉的凶徒,属第二代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23岁。在被警方围困时,他声称要“握着武器死去”,并为“法国跪在脚下”而自豪。在与警方对峙23小时之后的交火中,头部中弹而死。
梅拉所实施的一系列攻击,其性质属于恐怖主义行径,被害者并没有与他有直接利害冲突或熟悉关系。而与传统的恐怖袭击相比,梅拉的攻击,显然作了些“目标筛选”和“目标锁定”,没有如“人体炸弹”恐怖分子一样,滥杀不特定的无辜人群。从行为目的上看,梅拉的“有选择性恐怖主义”,是有特定政治动机,而1995年巴黎地铁爆炸恐怖案,则仅仅就是用恐怖事件向社会扩散恐怖。
梅拉的动机,据他自我的定义,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人屠杀巴勒斯坦儿童,为了报复法国军队赴阿富汗参战,以及为了抗议法国近年来出台的一些在公共场所限制穆斯林服装穿戴方面的法律。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社会存在多种疏通管道,可以让市民表达对政府施政或外交政策的不满,选择拿起武器的极端办法来抗议,应该不是在法国这种民主国家里才有的事。不过,理论的东西,并不总是与现实保持同步的社会效益。民主发达国家也会滋生本土恐怖主义。美国今年初曾千里追杀一个本国人,这名本国人涉嫌在也门从事反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也进一步佐证了恐怖袭击滋生原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法国这一桩事件来看,行凶者首先自我设定为“英雄”,他执行的是一件“烈士”的使命,而这一切粉饰,无疑是为其“杀人”寻找心灵的慰藉与合法性的借口。这些慰藉与借口在社会上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共鸣,这才使其有了付诸实施的冲动。从法国内部问题来看,北非裔移民一直未能融入法国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闻,法国历史上数次骚乱,都无不与北非裔群体有关。而法国右翼政权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政策与法律,也无疑将处于边缘群体的人们进一步推到社会的对立面,如法国大规模驱逐罗姆人(吉卜赛人),是在罗姆人恶化巴黎社会治安的假定基础上实施。而在对外政策上,法国一改过去的戴高乐主义,转而紧跟美国之后,在涉及阿富汗、中东及巴以问题上,不再如过去站在超然的立场上,而是偏袒一方,触怒了穆斯林社群。
这桩恐怖案,发生在法国大选即将举行之前,无疑对法国社会敲响了警钟。法国若处置不当,这一事件也会刺激法国极右翼思潮进一步泛滥,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更有市场。法国情报部门称,像梅拉这样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受训过并有极端主义倾向的,还“潜伏”着15个。法国如何对待这些狂热的萨拉菲主义者,得拿出智慧,而不是冲动。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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