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禾刀(武汉 职员)
禁酒与否并非问题的根本,而在于制度如何有效遏制公款吃喝,有效监督公务员的服务质量。反之,如果公款吃喝令人提心吊胆、望而生畏,纳税人对于雇佣的公务员服务质量可以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喝酒自然不成其为问题,反倒可能成为公务员能否谨小慎微的“试金石”,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畸形的饮酒文化。一些单位对此类现象管不好、不愿管、不敢管,不敢较真碰硬,因为现有激励政策过多而惩戒举措偏少。更何况,官场“裙带文化”的泛滥,迫使许多干部在激励举措穷尽的情况下,只得将管理矛盾上交或者外交给诸如“禁酒办”这类临时机构,这也是“禁酒办”收获颇丰的原因所在。
这其实是“两张皮”,一方面一些地方对既有政策的落实过于麻痹,另一方面对负有专项整治功能的临时机构指望太高。尽管从上至下三令五申要控制要清理,但临时机构如韭菜,边割边野蛮生长。南方周末曾调查发现,在一些地级市,临时机构居然多达200个,财政负担高达数千万元。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临时机构还成为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平台”,有的还成为腐败窝案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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