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近日,一个由武汉在校大学生组建的“爱丽丝伪娘团”巡回表演,场面火爆,网民热议。热议中,有娱乐解读,有社会观察,也有因“性别危机”而产生的文化焦虑。
细读报道会发现,“伪娘”们是误打误撞而走向了舞台,偶然获得了商机。其中的演员在台下也挥汗如雨,同寻常男子无异。但是,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充满性别焦虑感的人们自然会看见“伪娘”身上“妖风”阵阵了。
“伪娘”值得大惊小怪吗?这只是一种反串表演,无异于京剧中的“男旦”,差别只在于艺术价值,似不值得哀叹。
回顾我们的历史,“伪娘”倒是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譬如京剧,清末以前,女子很少被允许粉墨登场,男串女角就是常有的事,而且还演绎出了女人都没有的“女人味”。只是,由于艺术价值、观念传统差别悬殊,“伪娘”与“男旦”不可同日而语,受到的评价自然不一样。
我丝毫没有贬低“男旦”的意思,但从中产生了一个联想: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一个舞台驱逐了女性,男性自身又会来填补其角色,就好比空气填补真空一样。而“男旦”之所以能塑造出比女人更有“女人味”的角色,是因为男人更懂得自己所喜欢的女性角色。在被男人主导的性别角色中,女人应该按照男人的审美标准扭捏作态,而不能同“春哥”一样——后者恰恰是女性独立审美意识觉醒的表征。
性别角色后天形成,可以找到理论根据。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援引了一些考古资料,并且发现:一些原始部落中,男、女性别差异相当之少——由于是骨骼的考古,他所谓的性别差异指的是纯粹的身体差异。也就是说,当时这些部落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五大三粗,掰手腕时男同胞是不用谦让的。涂尔干的结论很有意思;男人、女人身体的差异,起源于社会分工导致的两性分化。同理,性别心理上的差异,也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并扩大的,这就是所谓的角色分工。
历史上,我们又曾因社会分工的需要而出现了新的性别角色。譬如,古代帝王需要男人的体力服务后宫,又惧怕后宫淫乱,两相权衡,遂整出了太监这一新的“性别”。
与“伪娘”纯粹的声色表演相比,“男旦”、太监背后的社会原因倒是更耐人寻思。“男旦”的出现,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反串能带来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是因为女子足不出户从而折中求变。可见,当一个社会以强制手段压制一个性别群体的自由行动,又需要保留自己心中的女性形象时,男人内部就会出现性别角色的分化——当然,这个分化只发生在舞台上。至于太监,他们以身体的阉割保证着服务质量和绝对的身体忠贞,更象征着变态帝制下人“性”的丧失。与太监文化相比,“伪娘”又值得大惊小怪么?
一个社会的雄性不可能因为“伪娘”的表演而失去,却可能因为单调的审美、对人性的压制、身体的禁忌乃至心理的阉割而流失。也许,真正的“伪娘”应该这样来重新定义:他们不是那些娘娘腔,他们五大三粗,他们孔武有力,但是他们对这个社会不敢爱、不敢恨,因为他们在审美上被人主导,在心理上或被阉割,从而变得柔顺,变得扭捏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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