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之力遏制非理性维权

长江商报消息 ◇ 朱昌俊

4月11日，上海浦东机场20余名旅客冲入跑道逼停飞机。乘客称航班因天气延误，航空公司没有及时安置旅客，亦未道歉，旅客多番辗转维权以致情绪失控。拦机事件发生后，航空公司给每位乘客赔偿了1000元。对此，有律师表示此风不可长，擅闯跑道危害公共安全应受罚。

擅闯跑道逼停飞机，危害公共安全涉嫌违法，这无可争议。但从网友跟帖来看，舆论对于上海浦东机场不罚反赔的处理，并未达成如法律规定的共识。反对意见在于，担心如此危害公共安全的非理性维权一旦实现，将形成“负激励”，导致更多的非理性维权发生，妨害更多的公共安全；赞成方则认为闯入跑道的乘客是不得已而为之，航空公司有错在先，获得赔偿也就理所当然。

因天气原因致航班延误，是正常的现象。根据中国民航总局出台的航班延误损害赔偿指导性意见，天气原因、流量控制、空中交通管制等都属于“不可抗拒原因”，航空公司不具有赔偿义务。不过，事情并非表面这么简单。应该看到，乘客在飞机晚点后到拦飞机这个过程中，曾数次往返于飞机与候机室，甚至是被雨淋，这些遭遇被航空公司所忽视，这是促成“拦飞机”一事的重要原因。也就说，航空公司本身还是存在一定责任。因而，明知在乘客已经触犯法律的情况下，还有违常理的赔偿，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大事化了，小事化了”的公关需要罢了。

近年来，因飞机晚点乘客与航空公司发生矛盾的事例并不鲜见。矛盾的激发并非无缘无故，且大多指向航空公司傲慢劣质的服务。但板子一味打向航空公司，显然有失公允。出于“不可抗拒原因”而延误，航空公司也是受害者，乘客在选择飞机这一出行工具时，应该也同时选择了承担这种“意外”风险。不过，乘客一旦购买了航空公司的服务，二者便形成了契约关系，航空公司对于乘客负有道义和法律上的服务义务，即使为不可抗拒因素，告知和补救的义务依然存在。然而，这种义务的分配，亦即既能规范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又能防范乘客的“无理取闹”的机制，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

即便有民航总局指导性意见，但囿于其层级的低下，其执行效力非常有限。可以说，目前航空公司与乘客之间的利益博弈和矛盾调节，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然人的谈判状态。而规则的阙如，对于航空公司和乘客来说，并没有固定的赢家，利与弊只是相对而已。于乘客而言，赔偿机制的缺乏，自身维权无疑缺少制度保障，非理性维权易被激发；于航空公司，指导意见的模糊，也将在调解纠纷上缺乏制度支撑和自主权。

有专家指出，解决航班延误的问题，应该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法律法规的完善，一个是航空服务质量的提高。其实，法律法规的完善，是一个更为迫切而基础性的工程。从长远来看，无法律约束，单方面苛责航空公司提升服务质量无异于奢谈，更遑论企业信誉和企业文化的构建。

说到底，乘客拦飞机反获赔偿，只不过是调解机制缺失下的极端案例，真正需要被解剖和放大的，是如何规避这种法律之外和情理之中的冲动，让每一个乘客和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补偿，而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才是这场荒唐的社会剧所隐含的时代弊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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