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公民信息需要社会总动员

长江商报消息 骚扰电话和短信背后，是一条获取、贩卖个人信息的灰色利益链。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掌握着人们的电话、住址、职业，甚至是父母姓名、私家车型号、银行存款额等等个人敏感信息。一些不法分子甚至通过窃听、偷拍、跟踪等手段对公民进行非法调查，甚至能够实现对目标人士进行手机定位。（4月28日《中国之声》）

基于不少无良单位和商家的非法牟利冲动，不法分子竟可以如此轻易地监控一个公民，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让人脊背发凉。警方介绍，能为犯罪不法分子提供方便，做到手机定位的是两家通信运营商，且都明码开价，一家定位一次是100元，另一家是400元。通信运营商竟然毫不在意，出卖了客户的手机定位信息之后，究竟会引发怎样的纠纷甚至治安、刑事案件？这种行为其实已经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被出卖手机定位信息的客户完全有理由发起捍卫隐私权的民事诉讼。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的漏洞不无关系。诸如国务院《电信条例》等行业法律、规章中，并没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这给了学校、银行、电信、医院甚至是机关企业以可乘之机，使它们敢于罔顾起码的诚信和责任，出卖公民的个人信息以牟利。

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四月初，工信部直属的中国软件测评中心联合30多家单位起草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且现已正式通过评审，正报批国家标准。在尚无《个人信息安全法》的情况下，这一国家标准至少带来了一些希望，其中规定的“用后立即删除”、“最少使用原则”等，如果能够被广泛接受并贯彻，的确能够强化个人信息的保护。然而这种类似行业自律的“技术指导文件”并没有强制效力，所以本报曾在社论中呼吁“期待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为立法搭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法期待只会越来越迫切。

的确，个人信息的保护，需要行业自律与法律效力的共同作用，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关键在于，在现有条件下，全社会能够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做点什么？保护公民信息需要全社会都动员参与进来。社会是一张错综纵横的巨型关系网，每一个掌握公民信息的机构及其成员，既可能是公民信息泄露、买卖的加害者，又极有可能是悲催的受害者。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国家全面接管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设计出了纷繁复杂的填表程序，几乎把所有个人信息一网收尽。彼时，隐私权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法律概念，还很少被人提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渐渐退出了对私人生活的干预。然而，过去那套类似于“一张表填尽祖宗三代”式的人事管理思维，在许多人的头脑里仍然根深蒂固。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某机构要招聘一个短期办事人员，却要求对方填写全家人的个人资料。一般人为了谋一份职，不敢怠慢，只能照办，个人信息被大量采集，却又做不到严格保护。

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不仅仅是保护相关机构已经掌握的个人信息，更应直指根源，从源头上防止各种机构对个人信息的过分索取。

◇ 黄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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