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视角下的 理想大学

长江商报消息 今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93周年纪念日，也就是这两天，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由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众多知名教授专家出席，飙出很多犀利言论。譬如，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又譬如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认为，追求理想大学首先要给大学教授建立底线，教授不能跟学生抢女朋友，不能辱骂学生。再譬如朱清时说，目前大学过分注重文凭，已经背离了文凭的本意。

有些话听起来很“八卦”，但不失为有益的建言。借纪念五四运动之机，回望90多年前的大学和青年，再审视当下，或许可以另辟收获的蹊径。

现在一说五四运动，我们主要记住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概念，五四运动经由不断的评价判定，选择性的记忆与选择性的遗忘，已经严重符号化，背后丰富的社会图景反而被遮蔽，甚至青年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大学也变得虚幻。

事实上，五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是晚清以降，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那是一个睁眼看世界，不断向西方学习借鉴，不断审视传统利弊的时代，也是国家开放，政治势微，思潮奔涌，社会自治，民间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我非常赞同学者傅国涌的说法：“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它是文化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而且还是社会的“五四”。“五四”是一个完全的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些思潮如洪水般泥沙俱下，用胡适的话来说是，“新潮之来不可止”。如果要类比的话，五四时代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诸子并出，产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影响至今的思想家；五四时代同样产生了一大批令我们仰视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宝贵的结晶。

当时堪称理想的大学无疑是催生这些大家的沃土，蔡元培主持的北大一直被引为大学治理的范本，他主张大学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极力保护大学免受政府和政治的干涉。所以，那个时候，北大会有激进如陈独秀那样散发传单的老师，也有守旧如辜鸿铭那样拖着小辫子的教授，各自为派，自由竞发。

在学生之中又是什么景象呢？当年为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记载有这样的事：“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中文系同班同学因为思想旨趣不同，分成了三拨人，一拨人提倡新文化，办《新潮》杂志，一拨人提倡传统文化，办《国故》杂志，还有一拨人对现实政治感兴趣，办《国民 》杂志。一个班的同学思想竟如此分道扬镳，争鸣而立，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学是怎样的活跃与多元。正是行政干扰少，大学兼容并包，才可能有思想之勃兴，大家之辈出。

反观现在的大学，沉疴委实太重：一些大学几乎成了文凭的贩卖场，为官商批发文凭当生财之道；搞课题形同搞经营，是为了切割经费蛋糕；有了课题经费，教授俨然老板，研究生成了打工崽；大学行政化严重，几十个教授为一个处长职位争得头破血流；为了评职称，学术造假成风，对评委送礼或大打出手；师道底线整体下移，需要劝告“教授不能跟学生抢女朋友”了，岂不悲哉？

具体到学生又是何情形呢？我道听途说了解到一些大学生沉迷于电脑游戏，虚掷光阴；要么就是不断考证书，一切与求职无关的都不感兴趣。学者邓峰在《走过场的大学》里更是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大学似乎成为了年轻人逃避现实的福利院，学生进入里面去，只是为了走过场，混日子。

这样的大学当然称不上理想大学，可是理想大学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多教授专家在研讨，“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我觉得五四时代的大学可资参考，即大学要自治，学术要自由，思想要碰撞，人格要独立，有了这些，大学焉有不理想之理？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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