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下跪弥合不了信任裂缝

长江商报消息 5月1日，济南一名城管要对一位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女商贩扣留时候发生争执。争执中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城管见状也向女商贩跪下。事后城管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5月6日《齐鲁晚报》）

从舆论的吐槽来看，“跪求”平等对话的城管，显然并未赢取公众的认可。有网友就指出，城管是害怕才下跪的，商贩跪着，他站着，要是被传网上，城管又出名了。类似的公众揣度虽无法确证，但在不断涌现的城管执法丑闻面前，城管遭遇信任危机早已成为一种必然。

必须承认，相较于屡屡上演全武行的暴力执法，城管下跪谋求平等对话，无疑是一种温和得多甚至可堪悲情的表现。当然，我们不必否定下跪城管的个体努力，但很显然，祈望这种低姿态来消减城管执法中的暴力因子，无异于“看上去很美”。事实上，城管以低姿态的温和方式示人，并不少见，诸如研究生城管、美女城管，微笑执法乃至行注目礼执法，都未能让城管形象得到预期的修复。

一个需要提请关注的常识是，城管执法冲突不断，抑或公众对于城管的反感，表面上看似执法方式的粗暴，而实际上，执法理念的异化才是最终原因。城管自证，首先务必直面的问题是，当自我权限不断扩张，而相应束权机制严重滞后或近乎无，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行的悖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管理问题日益凸显，为城管扩权成为多个地方的应对之道。以广州为例，从1999年至今，城管权限从64项扩充至232项，12年间城管权项翻了近4倍。相对的是，在执法冲突提升的同时，对于暴力执法的处理，则多以“临时工”收尾。如此扩权和约权的失衡，焉有不滥权之理？

还应看到，城管执法显然只能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且应是最为谨慎使用的一种。如对街边小贩的治理，执法的刚性驱赶，其实乃最次选择。因为从小贩的存在合理性来看，其本身归属民生议题。在依靠城管之力恶性规避前，有序的疏导和提供一定容量的固定摊位，当是政府应予履行的民生服务。恶性对抗城管的发生，往往多是弱者的绝望抗争。如果不从疏导的层面完成政府服务功能的优化，呼应基本的民生诉求，仅仅依靠执法进行清理，对立情绪蔓延发酵之后，冲突终究难免。也就是说，城管问题，很大一部分是职能部门的服务偏颇问题。

以下跪的姿态谋求平等对话，终究仅仅是以矮化尊严来谋求“平等”，这样的悲情中，并无赢家可言。平等对话的最根本指标就是权利的对等。法律从来只有实现执法和执法对象的权力对等，才具有权威性。在目前的形势下，正因为城管执法的权威性不足，执法对象的权力无从可言，对立变得无处不在，对话也就变得异常艰难。 因而，执法冲突的消弭，绕不过双方权利的充盈。

就目前来看，城管自证的困境在于，种种努力或说改良，都止于执法态度上的点滴收敛，而未上升到执法理念的升级。城管的“大包干”，忽视民间的自律调节，公权与公民的权利失衡，都在预示着，所谓下跪求对话，只不过是再一次的“逗你玩”。

◇ 朱昌俊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