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自治为年轻人的科研热情保鲜

长江商报消息 ◇ 黄陈锋

5月10日，92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院士在母校天津大学演讲时直言，我国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太少，“恐怕还不如解放初期”，现在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师昌绪院士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早前，一个对高三学生职业理想的调查显示，在近万名受访者中，热门理想职业依次是公务员、律师、医生、记者等，靠前的没有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对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亲自选择了北京市两所中学和两所小学1180名学生，列举了9个备选职业，就“长大最喜欢从事的职业”进行调查，结果排名第一的是企业家，其次是歌星影星，科学家排第七，农民、工人排名最后。王庭大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谈到这个调查结果一度哽咽。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再“想当科学家”了呢？科学依然迷人，只是时代大势和社会风气变了。师昌绪这一代科学家成长于20世纪初，他们学成归国时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孩子们自然“长大了想当科学家”。今天是什么情况呢？手握雄厚资本、通过科技创新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纷纷成为时代风云人物，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想当企业家而不是无良恶商，这一样值得鼓励。国外就有谚语说：“一流人才从商，二流人才从政，三流人才做学问。”

孩子们还没有能力透视“科学家”、“官员”和“企业家”的具体内涵，随口说说的“想当××”其实无伤大雅不足为忧。然而，显著的社会统计学现象表明，孩子们的“想法”已渐渐转化为现实，集中表现在当前高烧不退的考公务员热和考研热，其中不少人更是把考研仅仅作为考公务员的跳板。

不少人追求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能够甘坐冷板凳一心搞科研的人实为不易。然而，科学界似乎还是很难留住那些怀有热情的年轻人。因为行政主导的科研机制常常耗损科研人员的热情。行政力量主导了科研项目从立项到结果的评审，这导致科学研究常常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律，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因此也在科研中蔓延。

很多科学家常常不是在琢磨科研，而是想怎么避免科研项目因经费预算不合格而被卡掉。早在1956年，中央就提出要保证科学家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现在科学家们却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去琢磨怎么跑项目找经费，这造成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浪费。近些年，已经有一些海归科学家因不适应行政主导机制而出走海外，这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人才损失。

要真正为年轻人的科研热情保鲜，须革除行政化管理机制的弊端，建立健全学术共同体，以实行学术自治机制。国家投入资金搞科研，由科学家自主组织并进行具体研究，这可以大幅提高科研效率，较少耗损科学家的工作热情。学术自治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湖南的职称评审人员向预评人员索取红包，这种行为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就难有生存的空间，因为每一个研究人员都需要在这学术共同体里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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