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熊志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已将五月第二周的星期天定为“母亲节”,据悉,此报道不实。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有重视人伦亲情的优秀传统,呼吁确立“中华母亲节”,而不能把美国母亲节视作世界的母亲节,最终被“西化”。(5月13日 新华网)
时值母亲节,围绕母亲节的议题也强势升温。在这个背景下,设立“中华母亲节”的呼吁及其争议,都足以说明母亲节已经告别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小众格局——随着节日认同感的普遍加深,以及受众面的横向扩展,它的优化和定位,有了值得公开、大范围讨论的必要。
现代母亲节始于美国,由沿海传至内陆,并逐渐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时间节点,在传播和演变过程上,这和西方传统情人节、圣诞节的风行基本一致。这种高度的趋同,也构成了“西化”的要件,在不少人眼中,深厚的孝文化与舶来的母亲节之间的某种断裂,似乎隐喻了传统文化向西方的妥协。基于重建文化自信的需要,设置“中华母亲节”的呼声也就顺势而出。
这其间可以挖掘的潜台词即是:设立“中华母亲节”,进而才会有文化传承,才会有身份认同、国家信仰和民族凝聚力;沿用老美的舶来品,这些攸关的价值似乎要就此沦陷——这的确是个让人难以拒绝的选择,颇有“爱国就要爱国企”的味道。有报道说,对于将农历四月初二设为“中华母亲节”,2011年的民调支持率已达80.9%。
文化危机感,高挂的大众支持率,这似乎论证了设立“中华母亲节”的必要。对此,我是持谨慎态度的,一是因为动辄谈国家、民族容易对公众构成诱导,这让数据有了注水的可能;二是“设立母亲节”能否真实地衔接民众的文化诉求,是存疑的。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说:日常生活中,时间线性流逝,而节日就像这条直线上的刻度,有了度量,才有意义。这即是说,节日只是传承文化的一种仪式,经由时间刻度上被符号化的一点,人们寻求附加的文化意义,这就好比情人节思索爱情,中秋节憧憬团圆,节日只是提供了缅怀、抒情或纪念的躯壳,它的内核,爱情、团圆等等,无非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千百年中对某种文化形成的特定认知。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舶来的母亲节,表现得忧心忡忡并无多大必要,它的输入并广泛流行,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日益复杂多变的流动社会里,人们对于感恩报恩、亲子孝道的深度饥渴。换言之,在紧凑、压抑的生活节奏下,于时间坐标中找到可以纾解感恩之情的一个节点,这是人们的基本诉求,至于这一点刻在哪,是载体问题,而不是根本性问题。
本质上,纪念节日是一种文化习惯,而习惯一旦养成,改变就十分艰难。我赞同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内涵置入节日的支点,藉以更好地表达、传承,但却反对为了文化寻根而强制矫正已约定俗成的文化习惯。与其将一个内含了普遍价值的母亲节视作文化入侵的洪水猛兽,不如作这样的深刻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母亲节?是为了情感深处“不能忘却的纪念”,又或者只是需要重建文化自信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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