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生活不是小说,有时候却比小说更黯然。留守者的故事,正是这样沉重小说的一章:5月6日,江西,宜春,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农民李细秀老人的五个孙子孙女,同时溺亡于村后的一口水塘。出事时,李细秀得到孙子报信,急忙向村里人求救,然而,却没有找到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这个季节,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当“老年救援队”将孩子打捞上岸时,已是五具赤条条的遗体。(5月14日《山东商报》)
一日之间“眼睁睁”地痛失五位后辈,它很容易催人想起类似的故事:譬如去年湖南娄底一“留守奶奶”在家死去数日才被发现。所以,悲情也是逼人的追问:留守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必须付出与承担?对此,我们可能还远未达到应有的审视高度。关于农村留守者的生存状态,于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留存的仍是“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的场景。他们是孤独者,是被遗忘者,必须凭借一己之力生存。由于与父母或子女的距离,他们缺乏关怀与照料,要独自地承担疾病与各种危险的代价。他们就像一座孤岛,稍不留意,生活就可能沉入海底。
五个少男少女为何走上了不归路?只因父母远走他乡,相关的制度性关怀又尚未到位,于是他们看似可“无拘无束”地生长,实则是被流放的一代,像蒲公英一样,命运随时会被吹向无法预知的远方。
一个留守者的孤岛生存已经触目惊心,一个群体的孤岛生存则蕴涵着更大的风险。来自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办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口约5800万,留守老人多达4000万。在那些未见诸报端的庸常现实里,还有多少悄然死去无法被救援?我不知道。
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也在席卷走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然而,异地就学的门槛与高收费,让孩子无法在父母打工地就近入学;日益沦陷的乡村,也无法让外出者归去来兮——两难之下,农村监管和救济制度又极度匮乏,无法使留守者免于被耽搁与被忽视的命运。这是社会转型期最揪心的阵痛。
究竟需要多少留守者的被伤害,我们的公共管理才会加速打量到这个群体?村庄本可年轻化,农民的后代也不必流放,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过半,过快的发展是该以愧疚之心来直面这些问题了。依依墟里烟,儿孙不复归,现代发展的高歌猛进中,我无法感知新闻中那双祖父母的内心悲凉。如果对留守者常态的权利救济是不确定的,如果只有极端的个案才能让人想起这个群体的苦难,那么下一个悲剧就不可避免——而所有的留守者之殇其实都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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