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主义的公路“超时费”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河北一司机驾车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睡了一觉，第二天出高速时被告知货车停留超时，须交345元“超时费”。据报道，高速公路“超时费”不是个例，更不是新鲜事。（5月14日《山东商报》）

对此，当地公路方做出的解释是：“超时费”是为了“加强联网收费管理，防止个别驾驶员（车主）之间调换通行卡，逃缴或少缴车辆通行费行为而设置的。”2008年的《都市快报》、《市场报》等已有过相关报道，见诸报端的解释多半拥有同样的理由。而翻看一些省份的收费公路管理办法，收取“超时费”的规定相当普遍，这类规定一般都被明确为针对“换卡逃费”等行为。

通读过相关报道之后，我们还会得出一个印象：“换卡逃费”为收费公路造成了大量损失，似有必要遏制，但是，通常的公路抓拍设备识别能力有限，杜绝“换卡逃费”就只能寻求变通之道，即，设定行车时限让司机们没有机会“换卡逃费”。超时、换卡之间可以画上等号吗？从常识来讲，当然不行，但在管理本位的逻辑上，这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怎样才算超时？这里有着精密的数字推理游戏。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我国高速公路的最低时速一般为60公里，公路方可以将整个里程的行驶时间计算出来，再考虑到一定的加油、休息等时间，就可以推理出一个“合理时限”，超出这个时限，就被有罪推定为“换卡逃费”。司机们固然可以通过发票、凭证等避免罚款，但举证责任显然已经倒置。更何况，很多拿不到发票、凭证的情况下，责任该怎么算？拿到发票、凭证是不是又可以成为“换卡逃费”的规避路径？这些都是问题，但公路管理者似乎没有去考虑。

“超时费”是罚款，是服务于公路管理的。但是，这种管理以自己为本位，管理的便利盖过了服务的需要，被管理者配合管理，而非为被管理者服务。所谓的“超时费”，与其说是因“换卡逃费”而收取的罚款，毋宁说是司机不够配合管理而被罚款。这是管理本位的逻辑，它依赖于很多因素，最典型的就是罚款主义——管理本位会乐于通过创设更多的罚款名目来精简自己的工作，甚至，一个罚款名目需要另一个罚款名目来支撑，互相配合，形成“罚款的自洽”，而罚款名目正在获得一种自我繁殖的能力。

很多地方都有“超时费”，但很多地方的“超时费”没有获得物价部门的批准，也没有获得相关法律的授权，却堂而皇之地以“管理办法”的形式被明确。若深究根源，这罚款主义的盛行，在于相关管理部门的权限仍然过大，尚没被充分纳入到法律约束的范围内。因此，若要严格杜绝各种乱罚款、乱收费现象，最需要的仍然是秉持法治精神，让一切罚款、收费回归到法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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