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生前途着想”还要注意“成本”

长江商报消息 近日，北大很多学生干部收到这样一封邮件，邮件中提到“网络与大学生健康成长”项目，要求他们对网络成瘾的同学进行排查，该项目还给出了30至50人的排查名额。（5月16日《新安晚报》）

“为学生前途着想”，已然成为此次北大排查行动支持者的最大凭依。当然，学校为学生前途着想——无论是从教育的本义还是学校的责任而言，都天经地义，甚至于，某些规定是强化管理的需要。但问题是，目的崇高并不能等同于手段的正义。基于此，北大继会商学生风波之后的排查行动，我们有必要算下“成本”账。

排查行动的大致程序是，由担任心理专项助理的学生，分班级排查，并将人数上报到学工部，然后学工部再进行心理干预。尤须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该排查行动是有30至50人的人数设定的。此种预先设定指标的层层排查模式，大有有罪推定的意味。我们暂且不论是否会如一般人担心的，造成“贴标签”的负面影响，但至少这种模式传递出的管理思维值得警惕。

首先，它实施的基础是预判了一定有网瘾学生的存在，且到了非得要干预的程度；其次，从排查到“拯救”的过程，都是在一种非自愿的状态下进行。言下之意，这个拯救行动是缺乏对话与自主性的，不仅忽视了有可能带来的情绪反感，更没有把已经成年的学生视为学校管理体系中的一份子，哪怕是普通的公民，而是单纯的被管理的主体。对于素来以自由开放闻名的北大来说，至少在类似事情上，我们看不到一种自由平等的融洽氛围，反而更接近于典型的官场思维。

大学毕竟是思想的传播之地，它首先要具有一点开化作用。而会商、排查等行动向学生和社会传递的，恐怕更多是一种有违于自由、平等理念的负效应。可以想象，学生一旦站到管理体系的对立面，必然意味着大学精神的培育，也是把学生分割在外。而缺乏来自学生认同和共识的精神体，是难以担当良善价值输出的重任的。长此以往，大学精神也就只能趋于萎靡。这或许才是排查行动的最大成本抑或代价。

言及大学自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挣脱行政化的桎梏，但很多时候，学校系统包括管理者，教师，学生在内的内部自治体的成立也许更难，却更为急迫。北大由会商到排查的行动就是明证。即便有家长认同甚至要求这种硬性管理，也别忘了，一所大学的精神，是没有任何理由被改变的，家长既然选择让孩子就读这所学校，同样选择了服膺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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