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反思不彻底，则批评无意义

长江商报消息 5月13日，湖南平江县一座120米长的三孔石拱桥突然垮塌。据排查有9人落水，3人获救，目前已发现四具遇难者遗体，还有两人失踪。平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称，农村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交通安全意识差；乡镇和村里在桥边设立了警示牌和简易路障，但是没拦住过往的人。（5月16日 《新京报》）

交通运输局局长的此番表述，并非仅针对“警示牌和路障拦不住行人”，而是基于一种事实，即在当地农村，超载行驶、人货混装、违章驾驶等乱象十分普遍。由此，之于这场无法片面归咎于天灾的安全事故，对“法制观念淡薄、交通安全意识差”相关元素的突出，就给人以新的判断，在责任的厘定之中，民众自身的责任得以坐实，而且被放大。

显然，单就事实的呈现而言，这并无不妥，且还原了乡村社会的管理困境。新闻中也谈到，“在桥塌之前，即便有村民把守路障，但不少人强行通过，做了很多工作也只能劝退一些”。这些细节描述说明，涉险过桥的民众，对自身行为及其可能后果都缺乏一个比较负责的把控，悲剧的酿成，自然和这些因素有关。如果我们承认，塌桥事件或多或少内含了“人祸”，那就不能被同情遮蔽双眼，而无视民众固有之责——这是我们评判这起安全事故的逻辑基点。

但是，这样的逻辑基点，是与当地政府对自身职责的严格肃清相伴而生的。对于如上表述，人们还是很难将其定义为一次“基于事实、公允全面而又善意的批评”，原因在于，它近似于摆出了第三者的姿势，将自我化身为严肃的批评家；而且在“人为因素”为定值的前提下，对于民众责任的突出与放大，实际上隐秘地弱化了自身责任，这样淡化自身、强化他者责任，让人难以释怀。

回到塌桥事故会发现，垮塌的这座桥梁早先已被认定为“二类非危桥”（桥面桥体有破损，但不影响正常通行），且属于无钢筋的拱桥，那么，它的防撞性能是存疑的。在上游有大吨位采砂船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前置性的风险预防机制，应当在暴雨发生前就存在，并对桥梁安全形成刚性保护，否则，就有失职之嫌。

此外，在河流流量剧增后，当地政府虽想到了预警，但却存在明显疏忽。简易的路障，不引人注意的警示牌，松弛的通行把关，交接班所留下的长时间的看守空白，这些诱发因素，无不可划归于政府处置的乏力，它甚至传递出一种贯穿始终的疏忽感。网友的比照很实在，设卡收费时，鲜有人能规避；但对于一座岌岌可危的桥梁，却无法实现无缝的布控。两种语境下的行为，固然不可轻易并列，但其中管理思维的分野，却值得深入思考。

一场塌桥事故，几条流走的生命，它本应不当成为解剖民众陋习的引线。相反，民众法制观念、安全意识的欠缺，本身已反向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这个乱象频频的乡村，政府的治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疏漏，因而，坊间积习不是豁免金牌，而理应成为当地政府头顶的责任。

现代政治语境下，权力对公众负有天然责任。当事故发生时，只要能在官方层面找到可以苛责的因子，那么，权力者首先当深入自省，以第一视角切入反思，然后才有批评民众的余地，这是基本的身份伦理。倘若反思都难言彻底，那么，任何指向民众的批评，都注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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