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纸袋红富士为何这样“红”

长江商报消息 记者调查发现，山东烟台红富士苹果被装着违禁药品退菌特和福美胂的药袋包裹长大。2012年3月，当地曾查处药袋200多万只，并下令禁止使用。目前这种药袋仍被大量使用。果农称苹果交易量大抽检很难发现农药残留。农药检定专家表示退菌特和福美胂没有明确的检测标准。（6月11日《新京报》）

出于卖相的需要，原本作为保护苹果免受农药污染而存在的套袋，却摇身变为令人不安的毒纸袋。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消费者的不安相比，作为毒纸袋的直接参与者，当地果农却是另一番“淡定”：尽管“人人都知道退菌特和福美胂是禁止使用的”，但除了在装袋的过程中，注意好个人防护之外，似乎并无其他顾虑。

明显的违规，却以“公开的秘密”公然上演，负有监管之责的当地相关部门当然难逃干系。事实上，今年3月，当地政府部门曾查处药袋200多万只，并下令要求禁止使用药袋。可为何禁令难行？只要稍微了解下苹果生产在当地的特殊地位，就不难理解监管部门表现出的“恻隐”之心——毒纸袋带来的苹果效益，早已不仅仅是果农之需，更是上升到地方利益的需要。这是挂起毒纸袋链条的第一个挂钩。

顺着上述挂钩检索下去，多方迹象表明，理当是第一道把关人的职能部门，却成了最后一道检测的程序员。有业内人士称，“外地苹果进京时再想抽检恐怕不易，批发市场每天拉来成百上千车果子，抽检也检不过来”，这客观上为毒纸袋苹果提供了第二次“放行”；而面对被媒体曝光的毒纸袋，包括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等在内的多家专业检定机构，却对毒纸袋的农药成分一致表示“难以检测”。如此在检测力度和检测技术上表现出的“力不从心”，无疑延长了毒纸袋苹果横行的链条。

更值得警惕的是，与一般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这次红富士含毒事件，透露出一种略反常态的怪象。无论是新闻跟帖中，作为山东当地特别是来自苹果产地的网友表现出来的“无辜”，甚至是对报道的反感，还是如某山东籍知名作家直指报道存在“黑手”，都在传递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信息：即便是明显可能伤及公众安全，但一旦触及到自身利益，食品安全这种底线性道德或是伦理，仍然会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而这，或许就是明明知晓危害所在，却仍有不少人依然选择如此谋利的根源所在。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苹果套装技术之所以能从一个具有良好初衷的技术发明，异化为令人不安的“毒纸袋”，甚至成为一个带有地方特色的“技术垄断”，只因每一个安全生产销售节点都发生问题。在一个风险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终究会存在着太多的激发因素，但如何确保不存在链条式问题，却是需要整体性反思的命题。就此事而言，地方利益论的重新审视，技术理性如何跟上应用的步伐，安全体系的无缝构建，以及对于食品安全等道德伦理的反思，都是减少类似事件的必备功课。

在食品安全事件多发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申这样的信条：每个相关的生产环节甚至每一个人都是构筑食品安全之网的必要结点。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要求，也是一种社会道义和伦理所在。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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