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当超越“身份论”思维

长江商报消息 6月16日，北京市首批试点的2000辆公共自行车分别在东城、朝阳两区投入使用。租车1小时内免费，之后每小时收费1元，每日累计收费不超过10元，连续租用不超过3日。目前，由于初期运营阶段车辆投入有限，租车办卡者需持有北京市二代居民身份证。

尽管还只是首批试点，但由于设置了户籍门槛，北京的公共自行车租赁在一开始就引来非议。有必要澄清的是，这一被外界解读为带有浓重歧视意味的租赁政策，其实只是过渡阶段的“暂时为之”，因为，北京官方已经申明，“随着车辆投放的增多，覆盖面也会逐步扩大至外地在京居住人员、外来游客等”。

以此观之，舆论在此事上表现出的不解与鞭挞情绪，似乎又有苛责之嫌。我们甚至可以理解，开放公共自行车租赁，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提供，无论是规则的制定，还是辐射范围的扩大，都需要一个不断调试和完善的过程。但这件事引发的核心争议，显然并非公共资源惠及范围的时间问题，其对租赁主体的户籍限制，所隐含的一种身份排序才是招致反感的最大原因。

可供对比的是，本次租赁试点只是在东城、朝阳两区63个租赁点进行，但并未引发其他未试点区域市民的争议。这是因为，相较于不同区域的渐次推广，租赁主体上的户籍限制，从一开始就传达出这样的信号：由于资源暂时不足，所以只能优先提供给本地居民，等到资源充足之后，外地在京人员也会有的。换句话说，本地居民在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上是带有优先权的。这种以户籍作为分界线的公共政策，还是带有浓重的身份烙印。即便并不是每个非京籍人员都对公共自行车有强烈的需求，但由此引发的心理震荡和相对剥夺感，却是值得重视的。

随着社会诉求的不断强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型，社会对于公共资源的依赖度也将持续增加。可以预见，在户籍制度依存的现状下，公共资源的提供如何处理好户籍身份带来的使用权争议，将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不妨假设，在公共自行车的租赁上，开放外来人口将摊薄本地人的利用效率，甚至会引发本地人的抱怨。但政府也必须看到，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关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既是为了保护个体利益的实现，更要建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之上。这才不违背政策的制定和资源的提供本意。

如果抛却了选择性的分配倾向，完全打破“身份论”思维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资源的提供又当具有另一种实施策略了。就公共自行车而言，一来，可以通过事先召开听证会，强化实施机构与民意的互动，从而实现最佳分配，避免资源的盲目消耗和闲置，以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二来，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要对可能导致的社会效果和目标认同进行预测。如资源的暂时性不足，也应以需求秩序排序，而非冰冷的身份设定。

衡量公共政策合理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能否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高质量的社会整体效益。以此而论，让人读出歧视意味的公共政策很难说实现了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引起世俗标准中的地域利益冲突，但政策本身并不能剥夺一部分人获得公共利益的权利。好的政策应该超越这种世俗标准，实现社会情绪和公共利益的协调，以修复社会裂缝，而非人为设限。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