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上限”还须兼顾公众的朴素判断

长江商报消息 日前，广州市财政局在其网站上挂出了《广州市市属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根据这个规定，行政单位的小轿车排气量控制在1.8（含1.8）升以下、价格18万元以内，台式电脑价格上限为每台6000元，笔记本电脑（含平板电脑）价格上限为每台8000元。对此，该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表示，8000元的限价标准太高。（6月19日《新快报》）

首先应承认，这是一种看得见的进步——设立上限，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配置部门的自由裁量度，政府配置很难再一味“昂贵采购”，这也减少了“暗箱里操作”的可能。问题是，上限设定得是否合理。不仅政协委员韩志鹏质疑8000元的电脑标准太高，公众也有自己的朴素判断：动辄近万元的电脑配置标准，虽然是笔记本，也确实有“过度消费”之嫌。而且，设置上限后，会不会不需要如此高配置的单位，因此规定无形抬高采购标准？

“配置上限”遭致质疑并面临异化可能，原因在于“上限”的制定程序存在弊病。规定电脑最高每台8000元或者小轿车在18万元以内，都是“部门决策”，多由行政部门内部得出，而身为纳税人的市民基本被排斥在外，他们难以真正参与财政预算监管与决策，也难一窥详细的行政开支公示，如此制定出来的政府配置标准，自然难以真正“接地气”。

从公共财政的效益最大化言之，政府配置理应以最小的开支最大程度满足行政效率所需，要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设定“配置上限”远远不够。至少，公共财政体系需要更加透明，行政部门具体的采购行为也应最大可能地对公众公布，保障其监督权与知情权，让其能判断采购标准的必要性，并给予具体的反馈路径。换言之，它还必须将更有“配置敏感”的公众引入到决策过程中来，让最终埋单者参与政府配置决策，政府配置自会收获公共认可，如此之下，就算配置标准无“上限”，它也是足够“科学”与“适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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