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回家看看”入法还需深入思考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熊志

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有较大争议的“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被写进了草案。同时采纳25个省区市的做法，将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定为老年节。

首先得看到，“常回家看看”只是人们对条款的抽象概括，其完整表述是“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在去年1月，这一行为规范被写入《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时，围绕法律该不该介入道德，一度引发了很大争议，现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也作出同样规范，这意味着“常回家看看”可能由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常回家看看”入法，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出现了危机，这表现为空巢老人数量增加、子女探望频率降低、亲子关系疏离、赡养简化为纯粹的物质补给等。在社会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这种危机无疑还会加重；二是在激励子女回家探望父母上，陷入了路径困境，至少，依靠传统孝道伦理，已无法维系这一由法定赡养责任派生出来的义务。由此，“常回家看看”入法可以看作道德失效后法律的的上移兜底。

不过，法律与道德有着不同的适用范畴，一旦法律介入道德，就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子女不尽赡养义务，不管程度轻重，都可定性为失责，但发生实际诉讼时，子女回家探视父母的频率低到何等程度才能认定不合法，就很难把握，这必然影响其可操作性；再比如，如果父母据此而状告子女，民法规定只能对财产问题强制执行，而不能对人身强制执行，那么，若诉诸法律就会出现两种困境，如果子女接受判决履行法律义务，子女与父母之间可能面临着更大的情感隔阂，若子女拒绝执行判决，那又无法对其强制执行，执行效力得不到保障。

不诉诸法律，难起到约束作用；诉诸法律，又可能加剧子女与父母的情感疏离，这决定了入法后的“常回家看看”，会面临两头堵的尴尬局面。对此，有一种声音认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法属性，从鼓励、倡导的角度设定条文并无不可，这从功能上给入法作了“价值引导”的定性，也可以让人免除上述担忧。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对于“常回家看看”而言，法律引导功能的实现，当建立在惩戒与责罚之上，并对实际诉讼具有指导功能，如果仅仅停留在精神义务上的倡导，那又何妨直接在道德层面发力，而非得入法？

在理论上，“常回家看看”入法当然可以，法律与道德存在区隔，不代表二者不该相互补充、救济，在道德陷入困局之时，法律适当上移为之兜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但一旦选择入法，就得考虑传统道德义务与法律的融合问题，以及义务仅仅是一种精神倡导，还是法定责任，这涉及到具体的操作、执行、约束力度等，很显然，在这一点上，“常回家看看”入法还需要更为深刻的思考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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