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任职的正负效应都不宜高估

长江商报消息 ◇ 王聃（湖南 媒体人）

异地任职能否成为预防干部腐败的有力武器？长期关注腐败治理的学者何增科日前表示，领导干部异地任职正逐渐带来一些问题。他说，“异地任职会导致夫妻两地分居，有可能诱发领导婚外情问题，滋生权色腐败；会加大干部交通和通讯成本；可能造成干部领导行为短期化。”（6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要完整地判断异地任职制度的效应，需要厘清两个问题：正效应和负效应到底如何？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来看，“异地为官”也即“流官制度”并不是始于今日，它早在我国西汉时期就存在了。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时代，皇帝们热衷让官员易地为官，虽也有熟人社会利益回避的诉求，但本质上依旧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到现代社会，异地任职制度则从属于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范畴，是预防干部腐败制度设计中的一条。

正因为其只是辅助性和补充性的措施，所以异地任职这种传统的方式会衍生现代的制度短板：现代性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让“熟人社会”不再具有一县甚至是一市的疆域；功利的政绩考核体系下，过于频繁的官员异地调动，很容易导致行政成本的上升和地方政府的短视。或正因为此，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都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限定在“县级”的范畴。

厘清了这些，就不难发现，即便异地任职制度有善意，其正效应也不宜被高估。倘若从更宏大的视野来观察，所谓本土为官也好，异地任职也罢，在它们岗位上所生发腐败的缘由，其实并没有大的区别，基本难脱此类渊薮：一把手权力过大，下级过于“亲近”领导；上级监督缺位，同级或者下级监督疲软；以及地方行政生态的不正常——说到底，都是因为官员权势没得到强力的制度约束与制衡，最终导致了它寻租的可能。

异地任职制度的负效应没有表象般的那么可怕，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整套对于“异地为官者”的制衡举措？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拓宽基层民主。要让官员在“异地”也能奋力作为，就是让他处于严格监督的体系内，以民督官，倘若基层民众能更多参与地方决策与管理，倘若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中，更多地加上民众满意度的分量，那么异地为官者自然会对民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些其实也是常识，只待更精确地内化为具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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