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就要经得起质疑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6月24日，温州市首批215辆公车顺利拍卖成交，为地方政府车改提供一个标本。随后，公车改革的方式和方向再次被关注，更多人对温州拍卖公车的成交价格过低提出质疑，而正处级每月交通补贴3100元，也被认为过高。

公车改革是个老话题，公众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无必要的制度可循，各地都是在自行摸索，而杭州、昆明、温州等地，因先行试水且不断推进，一度被寄予厚望。温州拍卖公车，引发的舆论反响，大体可以说明这种改革状态。

从目前来看，车改已形成了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货币化方向，以温州、杭州为代表，即取消公车改发“车补”；另一种是集中化管理，如车身涂漆、装GPS、严格规范出差报销制度等。相较而言，前一种更为彻底，但面临的改革阻力也更大，产生的争议也可能更多，补贴低了，公务群体难接受；补贴高了，公众又不同意，改来改去很可能陷入两头受堵的状况，这也是多数地区不愿尝试的原因。

温州拍卖公车，意味着货币化车改有了实质性推进，改革决心是不容否定的，但改革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没有直观数据来支撑车改成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民众普遍质疑的两点，一是公车拍卖成交价过低，一是车补过高，这说明改革过程依然存在瑕疵，还有可以优化的余地，与公众预期还有距离。

成交价格过低，这一点容易释疑，它涉及拍卖流程的合理性与透明化的问题。至于补贴过高，要平复质疑就十分困难，因为这不只牵涉到标准高低，还关乎公众接受度、认可度、心理预期。车改不是全国一盘棋，没有所谓统一的补贴标准，要说高，同是正处级，辽宁辽阳市车补曾一度高达6000元以上，二者不具备可比性。虽然这很快被叫停，但它至少说明，无论是公众，还是改革者，对于补偿的额度，都没有一个比较理性、精准的判断，都是在摸着石头寻找一个平衡的边界。

弄清了这些，容易理解民众质疑的来由。目前的温州，在车补标准上，在全国占了头名，这样一个排位，让人担心堪称范本的温州车改改到最后，也成了合法化加薪，公车成本不降，改革回到原点，示范效应也荡然无存。温州车改，向来被外界誉为“三高车改”，涉改车辆比例最高，保留专车的干部级别最高，车改后的补贴最高。只看前“两高”，其进步性与彻底性值得肯定，但“补贴标准最高”的存在，却又给人以冲兑前“两高”带来的改革阻力之感。这虽符合车改难的基本语境，但对于视其为范本的民众而言，这其中明显的妥协、中和意味，自然让人难以接受。

某种程度上，不改，人们一定会质疑，改了但又不彻底，人们也会质疑：走技术管理路线，给公车涂漆或者装GPS，人们会质疑治标不治本；走货币化改革路线，人们又会质疑是给公务员变相加薪；车补标准过低，人们会质疑有猫腻；标准过高，人们又会质疑改革在倒退——这就是公车改革，甚至其他一些改革也是如此。因此，如何化解这些质疑是关键。对此，有一点是明确的，不只是温州，包括其他城市，若有改革的决心，就得让自己的车改经得起质疑，把质疑看作民众参与车改的方式之一。毕竟，质疑不应是继续改下去的阻力，而是改革以更加完备的制度设计走向纵深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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