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纠错需更加广泛的改革突围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近日，针对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法官认为纠正错案会损害司法权威，尤其是对于纠正赵作海错案，不少同志认为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形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回应指出，面对错案要不遮掩、不回避，群众才会信服，老百姓才会相信法律，法律也才有尊严，才能够真正树立司法的权威。（7月5日《大河报》）

2010年，河南高院正式将赵作海释放的5月9日定为“错案警示日”；今年4月，河南高院宣布出台《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对法官实行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应当说，发生赵作海这一典型错案之后，河南高院在提升纠错能力方面，是富有行动力的。

时至今日，作为一系列改革助推者的张立勇，重申司法纠错对于司法正义的重要性，一方面可视为改革决心的再次宣示，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改革可能遭遇的现实阻力。“一次错判相当于十次犯罪”，仅从常识的角度，作为公正裁判的必要补充，法院的主动纠错能力之于司法正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可否认，一部分专家、学者乃至法官对纠正错案尚存在认知偏差。从短期来看，纠错意味着对于先前裁判的否定，确实会传递出“司法犯错”的舆论涟漪，给司法公正带来负面联想。但是，着眼于长远，公正裁判固然是司法正义的直接抵达形式，但对于错案的及时主动纠偏，却又是更深远意义上的司法权威的重塑，正如张立勇所言，“面对错案要不遮掩、不回避，才能够真正树立司法的权威”。所以说，这样的担忧其实难以成立的。

根本上而言，对于错案纠偏的忌讳心理，是有更为现实的生存土壤的。司法案件启动纠错程序，也是一次责任的追溯，河南高院出台上述《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就是明证。特别是在一些错案中，屡屡夹杂着非法审讯等违规现象，又加大了责任追究的辐射面，引发一部分人的排斥心理也就理所当然。当下，一些伤害审判独立的情况的确存在，这又无形中成为纠错的包袱。这些因素的存在，或更接近于纠错遇阻的本质原因。

作为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错案之后带头着眼于纠错机制的改良，改革衷心当值得称许，但如此个人化色彩明显的局部改革，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早在河南高院设立“错案警示日”时，有论者就表示担忧，这项措施能否使得个案反思上升为制度化、原则性的改良，以从整体上消解错案的诱发机制。就目前整体性的司法现状而言，这种担忧是必然的，比如张立勇说“面对错案要不遮掩、不回避”、“不论张立勇做不做河南高院的院长，只要这些措施管用，肯定还会持久推行”，这些承诺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遭遇“有心无力”的尴尬。凡此种种外力的掣肘，既可能是错案的发生主体，又构成了纠偏错案的最大阻力，为改革能“走多远”打上了问号。

退一步讲，基于司法裁决的初衷，司法公正的实现当更多首先体现在终局裁判之中，任何纠错都只能是输送迟到的正义，提升及时、准确的纠错能力也只是无奈的正义补救。眼下，如何尽快凝聚最大程度上的改革共识，着眼于提高司法审判的专业化和抗干扰能力，来谋求司法正义的制度保障，已然不仅仅是河南的改革命题，而需更大范围和坚定的改革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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