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人之善应怀有负债感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7月3日下午5时，一家三口在长沙娄底孙水公园一条河里游泳溺水，路过的小伙邓锦杰闻讯下水救人。事后一家三口获救，邓锦杰不幸身亡。岸边围观的部分市民称，一家三口获救上岸后马上离开。邓锦杰的姐姐在岸边找到了邓锦杰的衣服，失声痛哭。（7月5日 《三湘都市报》）

这一事情曝光后，有现场目击者在网上发帖称，围观群众以“救人者还未上岸”为由，试图拦住一家三口，却被回应“关我屁事”。网帖真实性无从考据，抛开情绪，如果网贴属实，那么在道德上，三人自然更难脱罪；就算传言不实，在“邓锦杰不幸身亡”的事实上，一家三口面对舆论反应冷漠，已经给人以冰凉之感。

新闻上说，发生溺水区域已有“禁游令”，三人穿过铁丝网私自下河。施救是自发行为，获救三人违令与救人者身亡，在法律层面建立不起必然联系，三人可以豁免追责；但在道德一层，对自身行为欠妥，并客观酿就他人悲剧的事实，负有沉重的愧疚、亏欠感，是良心的基本要求。施救者义无反顾，直至殒身，获救者反应冷漠，这种尖锐对立，必然撕裂社会的价值纽带，自然难以让人平静看待。

有段时间，救人反被讹，老人、小孩摔倒无人扶等事件频发，道德危机严重，及至人人自危，社会价值因此内耗严重。现在，这些蜕变为一段冰冷记忆，与之相对的是，“最美”频现，“托举哥”等，传递着强大的正能量，这可以用“道德回暖”来形容。回望过去，检视当下，对逐渐摆脱危机的社会而言，点点滴滴的善与美，都可谓来之不易，需要共同呵护珍惜。如何呵护？这需要有仗义之心的路人，需要“坐在路边为之鼓掌”的观众，也需要心怀感恩的受助者，三者都是道德链条上的紧密一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维系公序良俗的善，不应是平面的，它需要一系列要素，支撑成完整而立体的价值体系。比如，在老人摔倒时，热心者善意相助，往往默认了一个前提，即对方是诚信的，不会反讹自身，这时善的发端需要的是诚信；再比如，有人救人求表扬，有立法确立“拾金可昧”，这都是基于善有善报，善行发生后应回馈以感恩，在这里，善与感恩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如果将善孤立起来，只强调人们要助人之心，不必有感恩或者诚信的受助者，不必有负责礼赞的围观者，善不可能成长壮大，只会逐渐萎缩。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乡土社会靠着“人与人之间拖着未了的人情”来维系，拖着未了人情，就制造了相互间的负债感，这种“负债感”正是我们所缺的。陌生人社会，帮助自己的是陌生人，围观的是陌生人，道德压力降到最低，身处逆境获得帮助后，即使冷脸贴上他人的热心肠，不言谢，不感恩，不投桃报李，也不会有丝毫负债感，不会有内心的仿徨不安。这是冷漠，也是对自我责任的抛弃。

社会是共同体，需要相互抱团。在陌生的社会里行走，谁都可能成为需要援助的人，对他人善意相助，应心怀负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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