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象要靠对话来提升

长江商报消息 日前，多名网友发帖质疑四川省大英县强拆居民防盗防护栏，称政府以“城市乱象治理”为名一刀切，并投诉拆除费用要民众自行承担。对此，大英县回应称，拆除防护栏是为了城市形象更美丽，并已决定“临街面的防护栏必须拆除，非临街面的提倡和鼓励拆除”。

从南京的屋顶色彩改造工程，到前不久消失在郑州街头的报刊亭，再到此次拆除防护栏，都与“提升城市形象”的治理目标挂钩。与几乎一致的行动目标相对应的是，历次改造计划也都遭遇了民众的抵触。原因在于，类似的公共决策中，地方政府一般都扮演着主导者角色，必要的利益博弈和民意参与被削弱，使得政策的治理目标往往与实际的民意认可存在区隔。

以城市形象改造为例，没有人会否定这种政策善意，但在执行上，政府往往更多着眼于宏观上的治理目标的实现，而民众则会兼顾甚至更多倾向于过程细节的利益冲突。报刊亭一并拆除，是可能带来街头秩序的完善和管理上的便利，但市民却要永久承担生活可能带来的不便；防护栏拆除了，城市形象可能是更美了，但随之给市民带来的安全之虞却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些细节都是市民在相关改造行动中需要权衡的利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对话协商渠道，这种诉求往往被规避，民怨也就由此产生。

我们也不难理解，由政府集体决定并主导推行的治理策略，确实存在着执行效率上的优势。但纵观近年来的一些案例，特别是一些群体性事件，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种优先于权利的效率很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当这种效率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基础之上，甚至会埋下更大的社会发展隐患。

表面看来，各方博弈和对话的过程被省略，提高了某一件事上的执行效率，其实是浪费了一次政府与市民进行对话训练的良机。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这种对话能力的培养，于政府和民众都越来越重要。短期而言，听取并尊重民意，是政府向市民和社会的妥协和让步，而从长远来看，却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政府在决策上忽视对话的作用，很可能会欲速则不达，造成不必要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和财力损耗；而市民只有习惯了在共同对话中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某些过激行为才可避免，社会整体理性度的提升才有希望。

欲提升社会的整体性对话能力，政府首先当谋求建立并畅通民众的申诉机制，为对话提供制度保障，给予公民更多参与对话的机会。只有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官民互动体系中，社会的整体性对话意识和能力才得以提升，权力方能衍生谦卑，博弈方可理性，浮躁和戾气才可得控。在此基础上，经历博弈与协商的共识才是最被认可的共识，一个被最广泛认同的“社会美学”，才是民望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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