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义务与读者讲讲政治

长江商报消息 【记者手记】

著名作家王蒙日前出版新作《中国天机》，以“我要跟你谈政治”为主题，酣畅淋漓地坦陈自己几十年历经政治风云的肺腑之言，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前日，王蒙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自己这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那些饱含痛感的人生经验，寄望于可能改变未来中国的力量乐观成长。

王蒙“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他亲历很多共和国大事，握有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在书中以史带论，谈论的都是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最关心最敏感的大问题，同时也为政治文明未来之路立论建言。

既是写回忆录，是否有意学习巴金《随想录》的写法？王蒙直言学习之处很少。他认为，巴老谈的是具体感受，是生活中浸入或压进的政治，而自己谈的是政治生活，是用生活来衡量政治的得失与进退，发现政治里的生活底蕴与生活基础。“我毕竟从1948年入党至今已经历经64年，我进入过基层、高层、深层也打入过另册，我考虑的是全局与全程，我努力去做出一点分析与总括，我有义务至少做出我个人的总结、汇报、交心。”

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王蒙从来都不愿意以一种受害者的口气讲话，尽管他在很年轻时就被打入另册很多年，饱尝政治运动之苦，他总是愿意以一种积极正视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历史，思考民族的历史，对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我感觉在科学发展成就辉煌的今天，对于下一步怎么走，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一方面是颂歌盈耳，一方面是众声嘈杂，似乎我们走到了一个新台阶、新路口、新关隘……而我已靠近了耄耋之年，此时不说，更待何时？”由此可见，王蒙自有一片赤子之情与非我莫属的担当豪情。

本报记者 卢欢采写

一面颂歌盈耳，一面众声嘈杂

锐读：过去几年，您一直潜心研究《红楼梦》、《老子》、《庄子》等经典原著，似乎不愿意对政治发表过多见解。为什么现在突然感到非说不可的急迫，出版这部《中国天机》，甚至直接喊出“我要跟你讲政治”的主题？

王蒙：近年来我仍然进行着多方面的劳作，除古典文学、哲学的评点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讨论外，我一直没有中断过小说创作，包括《尴尬风流》《太原》《岑寂的花园》《悬疑的荒芜》《口中有历日》等系列小说。同时，我也没有中断过对时政的关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专栏中前后发表了数十篇政论文字。在文汇时评专栏中，我也屡有声音，此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都有时政与文化评论发表。

与此同时，我感到人们的政治热情与政治关注日益增加而不是日益减少，浅薄之论、情绪化之论、流言蜚语之说日益增加，而深度的、理性的、有创造性的独到见解的言论日益紧缺。再一个原因是由于我的文学创作的含蓄性与多义性，由于我的经验与见识的丰富性、多样性、非简化与极端化、非口号也非狂呼乱叫性，给忙于浏览、出气与自我兜售的读者以理解上的困难。一些朋友或非朋友对我的政治见解常常做出肤浅与片面的任意解说，我不由得得出了结论：与其让你们瞎说，不如我自己来个大坦白，我自己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谈我自己的政见，岂不更好？

还有，我感觉在科学发展成就辉煌的今天，对于下一步怎么走，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一方面是颂歌盈耳，一方面是众声嘈杂，似乎我们走到了一个新台阶、新路口、新关隘……而我已靠近了耄耋之年，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锐读：您这辈子与政治难解难分，一直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扮演一些角色。但您自认为是不合格的政治人物？

王蒙：我不是合格人物，原因是政治离不开权力的运用与保持，离不开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离不开权力的正确与有效运用，离不开指导权力动作的理念与意识形态。而我的特点是对于权力的某种疏离，是对于权力的羞怯，是对于吃“字儿”饭吃文学饭的情有独钟。

同时我又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因为第一我自幼热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我参与过各种实际工作，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我当过大城市的区团委、大企业团委的领导干部，当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队干部，当过部门领导、中央委员、政协常委与政协专委会主任；第三，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受到信任重用提拔的经验，也有打入另册的经验。至今有人支持我信任我尊重我，也有相反的愤青或愤老儿；第四，我去过境外的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有与外边的人士交流碰撞的许多经验。所以，我有义务与读者讲讲政治。否则，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时代，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也对不起知我爱我的中外友人。

锐读：政治生活给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作为“很政治”的作家，与纯粹的政治家有何不同？

王蒙：我在谈李商隐的时候多次说过，李商隐的政治诗开拓了他的诗歌世界，提升了他的眼界，也扩展了他的心胸。尤其在我国，近一两百年来，政治就是生活，就是命运，就是故事，就是激情，就是酸甜苦咸辣，就是老中青与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这与你本人喜好研究政治或力图回避政治无关。即使在我的最纯粹的小说与诗歌作品里，我对于政治背景的关注与表现常常超过他人。其实，我确实也写过相当不那么政治的作品，例如《室内乐》《铃的闪》《致爱丽丝》等，但是它们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

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是我的文字癖好，文学癖好。我对官职的热度远远赶不上对文学的热度的十分、二十分之一。其实真正的政治人物更关心的是权力的盈亏，是实际的操作，而不是发表见解与提出学说。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我的生活都出现明显的“拐点”，我宁愿回到文学里讨生活。

王蒙，生于1934年，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16岁入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版再版，经久耐读。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其《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青狐》《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等作品深受好评，长销不衰。

【简介】

小气鬼离政治远一点

锐读：您认为一个普通人该如何处理好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呢？

王蒙：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是生活，是本民族、本国家直到全世界全人类的人民的生活的走向，是走向幸福还是悲惨？走向温饱还是饥饿？是走向公平正义还是压迫欺凌？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为敌，以人为奴，以人为利用的手段？

即使你已经是非常政治人物了，你的生活仍然是普通人的生活，你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都与旁人无大异，你应该学会过普通人的生活，学会与普通人交往无间，照顾普通人共有的利益与追求。

锐读：您说不能以文学来矫正政治，正如不能以政治全面整饬文艺。作家必然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情感与内心需要写作，只要不闹反对大政方针到了搞颠覆的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与法律，也应该得到自由与保障。在您看来，当前作家的写作环境如何？

王蒙：单独靠文学来矫正政治，不可能也做不到。但是文学对于社会的批判性对于政治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同样，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风雨，也会影响文学的选择与走向。文学与政治的互动是不足为奇的。只要不是太夸张，也不要故意闭上眼撒娇就是了。现在的情况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候都好。但隐藏的矛盾也不少，更好的，可供改善的空间也存在。

锐读：书的末章以《欢喜、忧患、未来》命名，您也谈了许多自己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的设想。可是，您自己又在序言中，感慨“某些见解也许一时半会儿没有可操作性，但同样它们是一个有兴味的而且重要的话题”，这算不算一种尴尬？

王蒙：不，这不是尴尬而是清醒，既然是建言，而不是权力运作，既然是作家著书立说而不是万岁爷的旨意，当然不是你说啥就算啥。更不能由于有人，不论是上头的还是下头的还是外头的与你见解不一而反目为仇。不管是谁，小气鬼离政治还是远一点为好。

锐读：“修史也是这样，只允许一个版本的党史国史，难办。史是政治，更是学术。我希望我们1949年后的党史国史有例如中央党校版、北京大学版、中央文史研究馆版、近现代史所版等。”这样的建言关乎人民对待历史的态度，这在未来有实现的可能吗？

王蒙：太能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坊间对于历史的说法已经绝对不是铁板一块了，已经是各种版本了，为什么不能正视呢？

政治人物应学会过普通人的生活

锐读：“我还是写下了我认为应该公开也可以公开的天机。我相信它有建设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您在序言中的这番话是否有另一层深意？写作的预期是想说到什么程度？最终能说到什么程度？在写作时是否遇到某些压力或阻力？

王蒙：建设性，这是我的刚性自行要求。因为中国经不起起哄、折腾、哗众取宠了，更不屑于搞廉价的与无耻的爆料，搞信口开河的忽悠与谩骂，绝对拒绝搞人云亦云、上观下探、迎合讨好。

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当然。例如，我说，人们不知道生活、历史中更重要的是群众掌握理论，更多的时候是群众把握着也发展着调适着理论行进而不是相反。这是理解人类历史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钥匙之一，我不说，有谁会这样说呢？我说列宁更强调组织的力量，而毛主席更希望由领袖直接面对群众，有谁说过或敢说呢？还有许多对于当前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问题的见解，一句话，请读全书：不是为了猛料，不是为了过瘾，而是为了真理和智慧，为了更明白事理，有益同代人。

压力与阻力都很有限。如果说什么阻力，恰恰不是别的，而是网络时代浅阅读、浅思维的恶习，影响了读者对本书的理解与讨论。

锐读：在政治生活中，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和抉择可能会千差万别。您觉得自己这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有什么饱含痛感的人生经验与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可以给后辈讲一讲？

王蒙：政治生活中有明显的得失、长短、胜负、荣辱的差别。正因为如此，不能搞投机取巧，不能搞包藏祸心，不能靠阴谋诡计，不能闹造谣生事、栽赃陷害，不能凭吹牛拍马办事，也不能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疯狂的程度。既不能自我膨胀，也不能胆小怕事，动辄膝盖发软。尽可能地减少对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得失的考虑，尽可能做到不被眼前利益吸引，至少可以少出丑态，少做蠢事，少害人害己。

其次是弄不清楚的事绷一绷，放一放，不要轻举妄动，徒劳心机。尤其不要搞官迷，利欲熏心，令人作呕，那太寒蠢。

再怎么政治还是要有个铁饭碗，有个过硬的吃饭的家伙：例如你应该学会一两种外语，你应该有足够的自理生活的能力，会做饭、会穿衣、会使用家用电器。你应该手上能出一两手比较精到的活计。即使在最背时的当儿，也还能维持生计，也培养自己实事求是与勤恳谦虚的风格与应有的应变能力与平常心。

关心修史在于让人们知道往事

锐读：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您对极左思潮的危害是铭记于心的。可是，当前各种左派言论高调传播，引得不少年轻人对过往的历史怀有一种温馨的遐想。这是否有现实因素的催生？您认为，当代中国如何才能确保不走历史的回头路？

王蒙：历史的运动不是沿着直线与单行线前行的。回忆过往而产生怀旧情绪，非常自然，至少因为往日的人们比现时的人们更年轻更激情也更好忽悠。但同时，要让人们知道往事，这也是我极其关心修史的原因之一。不能自己就一味回避修史，结果把讲述历史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对你并不那么善意的人手里。

锐读：“人们为了维护错误的东西，需要天才，需要雄辩；而人们纠正错误的东西，只需要常识，只需要正常。”现在也有很多精英人士都在谈回到常识，可不同人对常识的定义与预期恐怕有所不同。您眼中的常识是什么，能具体点说吗？

王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简单地说，过高的调门，过大的嗓门，过于豪华的许诺与保证，过于急切的要求与日程，狭隘的煽情与粗鄙的谩骂，这些都不符合常识，却符合某种疯狂性与欺骗性。中国人民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人民，我们将有足够的能力来确认常识，而抛弃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声嘶力竭、天花乱坠。

锐读：在书中，一些时髦流行语被您信手拈来，各种最新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您每天一般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阅读当代作品，关注社会热点新闻？

王蒙：半个小时以上。关键在于兴趣。没有比生活更独具魅力的了。生活万岁！

本报记者 卢欢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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