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讨论萎缩下的限牌令

长江商报消息 ◇ 宋志标

广州在六月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紧急放风：将从7月1日起限制小汽车上牌，一年内给定12万个车牌指标，实行摇号与有价竞拍混合方式配置。同时，在一年内冻结二手车的过户交易。中国汽车协会认为，广州限牌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有违程序。

广州是继北京、上海、贵阳之后，国内第四个限牌的城市。此番决策关系到成百亿的汽车工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政策不可谓不重大。从决策实施过程看，兼具了急促和缓慢两大特征：一是出台决议迅速，二是后续配套措施缓慢，政策质量令人起疑。

从市府常委会通过限牌令，到发布到网上，不过几个小时，此前毫无征兆，更别提对决策过程进行必要的讨论。而限牌令一出，公证处准备仓促；摇号和竞拍办法边公布边修订，是否限行外地车也无明确安排，无不显露限牌政策的急就章风格。

限牌令宣称，它的最大功效是治理拥堵，可对电动等新能源车网开一面，对同样耗费交通资源的公车不作要求，对治堵的技术手段匮乏不予反思。这些都使限牌令作为政策“药方”的有效性打了折扣。具体分析限牌令，从它的目的和功效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若从大环境分析，则可以看到决策者排斥了征询民意、人大审议等决策程序。换言之，这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适用与否问题，还影射出公共讨论萎缩的现实。

至少十年以前，广州公共决策在尊重民意和舆论，官民之间对话频繁等方面，为提高政策质量创造了很好的协商环境。对于重大决策的事项，广州也曾制定了规章，保证了民间问政和行政施政的交流制度。可限牌令的决策过程似乎打碎了这些，与既往的决策传统相违。这不是一事一议的得失，而是预示了城市整体状况的变迁。在这一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官民共治似乎出现了松动。

交通拥堵确实要好好整治，可最应该是对症下药。限牌令如此仓促，预先将治理所必需的大众合作抛在一边，社会和市民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做惩戒的对象。这不是一个好的示范。

有人或会以北京和上海为例，证明限牌令的正当性。事实上呢，京沪交通拥堵并无根本扭转。再说每个城市都有特点，整治拥堵最该用组合政策，任何对单一政策工具的过度依赖，都有可能埋下隐患。

作者系知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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