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暴富返贫：秩序重建之失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日前，据《人民日报》报道，杭州城郊一些村庄的村民原以种菜为生，虽算不上富裕，但村庄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很多人因无度挥霍而返贫。

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来打量，暴富到“暴贫”的“奇迹”，并不属于失地农民所独有，新闻呈现的极端案例或许也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近年来失地农民的后续生存与发展问题，确实在多个方面被暴露出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就曾表示，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

村民因拆迁补偿一夜暴富，又因无度挥霍而返贫，从消费权利的角度，这当然是村民们的自由。但这种非理性的财富变迁过程背后的生成土壤，却与当前我国城市化的节奏和特点密不可分。

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导推行，简而言之，它并非是一个自然城市化的过程。这种状态下，与城市化相关的资源大多是人为配置，这导致了一方面，时间上的急遽，必要的缓冲过渡阶段被省略，农民对身份和空间上的转变难免带有不知所措之感，无度挥霍或只是表现之一；另一方面，产业与经济的发展优先于社会和秩序的重建，在规划中失地农民并不属于城市化的核心对象，后续的城市居民待遇并未及时惠及到他们的头上，“一夜返贫”就成了这个群体边缘化存在的极端展示。

在补偿机制上，目前各地大多延续的是单一的货币化补偿政策，这种方式既催生了一夜暴富的“神话”，又容易埋下一夜致贫的隐患。真正从尊重失地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角度考量，在补偿方式上，有必要提供多种更偏向制度性的补偿方案让失地农民自主选择。比如鼓励自主创业的税收优惠等。城市现行就业政策大多是以城市居民为对象而设计，怎样为这部分处在过渡阶段的失地农民提供恰当的就业帮助，消除制度和认知上的阻碍，亟待就业政策的针对性改良。

必须认识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是个复杂的问题，所谓一夜返贫等非理性行为的存在，都与这期间特有的社会生态有关。他们在短时间内离开长期生存与依赖的土地，原有的包含生活、生产环境和方式，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被瓦解，由此带来的心理波动甚至是冲击，不可忽视。与原有秩序被推翻相对的，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的城市生存秩序，倘若没有针对性的制度帮助，这个重建过程如果完全依靠失地农民自身，不光会延迟重建时间，更会提升重建成本，造成更大的社会失序。

杭州曾经一份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对于城市生活状况变好的预期仅为27.5%,认为自己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仅为63.8%。类似“靠打麻将度日，染上毒瘾”的个别失地农民生存案例，或许就是这份调查结果的具体表征。以此观之，如何增强失地农民对于城市生活的预期，提升融入城市生活的信心，直接关系到他们角色转换效率，更关乎我国城市化的整体质量。解决之道，正在于，建立一套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社会秩序，在社会保障、就业、文化等诸多方面，满足失地农民的身份转换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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