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道歉制度化乃现代政治应有之义

长江商报消息 据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珠海正探索“建立政府失信行为致歉制度”，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对其重大失信行为，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致歉，以此加快诚信政府建设。

这些年，政府或官员顾于面子、形象难道歉，高高在上、一贯以正确训导自居的姿态正在改变，在我的记忆和印象里，自2007年国家副总理吴仪为看病难、看病贵道歉之后，政府或官员的道歉变得越来越常态化。但常态化不等于制度化，很多道歉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不道歉无以过关，不得已而为之。倘若有了制度化的规范，道歉就变成了“照章办事”，而不是像丑媳妇，实在躲不过才出来见公婆。

无论个人还是官员，都不是神，不可能永远正确不犯错误，做错事就要承认错误，给造成伤害的对象道歉。而政府道歉的意义还在于这是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即公权力从民众而来，对民众负责。政府为自己过错向民众道歉，不仅是诚信的表现，更是摆正公仆与主人的位置，对自身身份有清醒认知，在道义上对民众主动担责，请求受伤害者宽恕，在良心上无所亏欠，从而为政府弥补过错或是赢得道义资源，扶公信于既倒，维系政府的正常运转。

从这个角度说，道歉不能光成为官员道德勇气的考验，底气十足，考验得过去就道歉，内心怯懦，考验不过去就不道歉。道歉虽是道义责任，却如政治、法律责任一样需约法三章，积极履行，此乃现代政治应有之义，建立责任政府之必须。珠海探索政府致歉制度，正是这一常识的回归。

不过，珠海设想的失信行为致歉制度，显然还有提升空间。因为，这个制度对道歉范围的界定比较模糊，其所针对政府的“失信行为”，包括因重大行政决策失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因管理不善致使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监管不力出现安全生产、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安全等重大责任事故。但何谓“严重”，何谓“重大”，是对民众生命安全影响“严重”，还是对地方形象影响“严重”等等，既缺乏具体指向，也没有量化标准；道歉的时间和质量，什么职级的官员出来道歉也没有具体要求。这样一来留给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太大，制度的执行就会易于走样变形。而且仅限于“严重”、“重大”的失信行为，仍然潜藏有对政府或官员的道歉的“畏难”意识，还是有些放不下身段面子。

我认为，只要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得向辖区内的民众道歉。政府行为带来个体或群体性的伤害，更应纳入道歉的范围。作为接受政府道歉的民众，应该有权利参与讨论这一制度的订立，以确认民众需要什么样的政府道歉，变官员“罪己”式的道德自律，为自律与他律结合，增加其责任意识。

道歉只是道义上的责任担当，而非政治或法律责任上的担当，不能用道义责任代替政治责任或法律责任，故官员道歉不是免除其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的金蝉脱壳术，不能因为官员声泪俱下的道歉，赢得了公众的极大同情谅解，而将其他责任一推了之；官员被行政、司法问责，也不能代替道歉。欠什么“债”，就还什么“钱”，必须厘清楚，不容灰色操作空间。

道歉是偿还良心之债，需要真诚，需要及时，不能做样子给民众看，也不能像给上级写检讨，必须诚心实意、辞义恳切，把受害者情感上的诉求视为第一需要，寻求道德上的救赎。故不能将道歉视同为危机公关，危机公关是应对不利事态的权宜之计，态度上难有真正的忏悔，行为上不是为了担责，而是为了尽快卸责。这都说明，建立在问责基础上的道歉，才能考验道歉的成色。

道歉是反思的开始。没有道歉，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主观上不承认做错，不承认做错，也就无所谓对错的反思，没有反思，也就谈不上深入改正。那么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质反复的伤害，会加剧政府和民众的矛盾，稀释道歉应有的公共价值。因此，道歉不仅是应有的态度，也要制度化，不能因人因事而异，怀有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而制度化的道歉才能为反思提供制度性压力，促成政府知错就改和坦诚面对公众。

非常期待政府道歉制度化能提档升级，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展现政府的道德、文明水准。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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